提出世界系統理論來解釋全球資本主義的擴展之學者是：
(A)瓦勒斯坦（I. Wallerstein）
(B)蕭爾茲（T. W. Schultz）
(C)貝克（G. S. Backer）
(D)漢斯（N. Hans）

Ｂ蕭爾茲(Schultz, 1982被譽為人力資本理論創始者)
 認為上學不僅僅是為了得到滿足，而在獲得生產性存量，以提高未來收益、未來自己經營的能力、未來消費的滿足。透過對教育的投資，可以提高個人的生產力，藉由知識與技能的傳遞使工作更有效率，因此比起教育程度較低的人，受過較高教育者，在勞力市場上更有價值。

布勞格(Blaug,1976)亦指出，人力資本投資的概念是人們以各種方式對自己本身做一些花費，其目的不是為了當前的享受，而是為了未來得到金錢及非金錢的報酬。 這些方式包括教育、在職訓練、工作經驗、工作搜尋過程、衛生保健及遷徙等。因為教育可以提高個人能力。 

     人力資源（Human Resource）

戴維·烏爾里克（Dave Ulrich）被譽為人力資源管理的開創者，
他最早提出了“人力資源”（Human Resource）的概念。 在此之前，人力資源被叫做“人事管理”（Human Management）。 烏爾里克認為，現在唯一剩下的有競爭力的武器就是組織，因為那些傳統的競爭要素，如成本、技術、分銷、製造以及產品特性，或早或晚都能被覆制，它們無法保證你就是贏家。在新經濟中，勝利將來源於組織能力，包括速度、響應性、敏捷性、學習能力和員工素質。而人力資源部的新使命就牽涉到卓越的組織能力的培養。人力資源是指一定時期內組織中的人所擁有的能夠被企業所用，且對價值創造起貢獻作用的教育、能力、技能、經驗、體力等的總稱。

貝克爾與1991年度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科斯都是芝加哥大學的教授，但科斯的科研成果主要是論文，而貝克爾則是多產的經濟學家和社會學家。 在他所有的論著中，《生育率的經濟分析 》是當代西方人口經濟學的創始之作；《人力資本》是西方人力資本理論的經典，是席捲60年代經濟學界的“經濟思想上的人力投資革命”的起點；《家庭論》1981年在哈佛大學出版社出版時被該社稱為是貝克爾有關家庭問題的一本劃時代的著作，是微觀人口經濟學的代表作。 因而，這三部著作被西方經濟學者稱為“經典性”論著，具有深遠的影響。 此外，西方經濟學者把貝克爾的時間經濟學和新的消費論稱為“貝克爾革命”。

貝克爾把經濟理論擴展到對人類行為的研究，獲得巨大成就而榮膺諾貝爾經濟學獎 。 他是現代西方經濟學方面最富有獨創思維的人之一，他常常把普通觀察到的明顯不相關的現象同某一些原理的作用相聯繫，從而開拓經濟分析的新視野。 貝克爾開闢了一個以前只是社會學家、人類學家和心理學家關心的研究領域，他在擴展經濟學的疆界方面所做的一切是其他經濟學家所不及的，是新學術領域的開拓者。 也正是如此，沙克爾頓獎貝克爾稱為“作為帝國創建者的經濟學家”貝克爾善於把經濟理論運用於對人類行為的研究，把經濟理論運用到過去同市場力量沒有聯繫的領域，如社會學 、 政治學 、人口統計學、犯罪學和生物學等。 他在研究人類行為時，總是力圖用經濟學的方法和觀點去揭示其經濟動因，在分析影響人類行為的各種因素時，始終把經濟因素放在重要地位。 在運用經濟理論分析人類行為方面，貝克爾是一個成功的先驅者。

早在20世紀的70年代，貝克爾就躋身於現代美國最著名的經濟學家行列。 貝克爾是美國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家，是芝加哥學派的重要成員。 他的學術思想與弗蘭克·奈特一脈相承，與同時代的芝加哥學派的弗里德曼 、 劉易斯 、 西奧多·舒爾茨和斯蒂格勒等有許多共同之處。 像這些人一樣，他信奉新自由主義經濟理論，主張自由競爭的市場經濟 ，反對國有乾預經濟生產 ，力主以微觀經濟理論作為科學的基礎，建立經濟科學體系。 在這個體系中，他主張把宏觀經濟理論與微觀經濟理論結合起來，把整個經濟學建立在自由放任主義和市場均衡的方法論的基礎之上。 像奈特和舒爾茨一樣，他堅持資本概念的普遍性；像弗里德曼一樣，他否定有效理論應是對現象的直觀描述這樣一種必要性，而認為理論只能得出有用的“預測”就是可行的；像斯蒂格勒一樣，他強調勞動市場上信息和搜尋活動的作用；像大多數芝加哥經濟學家一樣，他對政府的智能持懷疑態度。 貝克爾的學術思想和理論觀點，不只是濃縮了“芝加哥傳統”，與其同行相比，他不僅更多地地汲取了這些觀念，而且開拓了新的應用範圍，從而使他獲得了“理論創新者”的美名。

    當代依附理論學者法蘭克(A. F. Frank)和華勒斯坦(I. Wallerstein)將列寧的帝國主義之說加以通俗化，舊瓶裝新酒，換上了所謂「中心」和「邊陲」國家之間的「依附」關係 (dependency)。大凡經濟高度發展的資本主義國家皆劃歸「中心」，其他國家皆劃歸「邊陲」。「中心」剝削「邊陲」，以至於「邊陲」不論在歷史上或現時都無法開發。何謂「 依附」關係？根據法蘭克所下的定義，「依附」也者，「無非是一個代名詞罷了，掩飾了 征服、壓迫、疏離，和帝國主義式與資本主義式的種族優越，這些既是內在的，也是外在的。」

    所謂「經濟依存」：第一，第三世界對先進資本主義國家的依存，適足以束縛自己，經濟乃不得發展。西方能夠繁榮是從第三世界強取豪掠的。法蘭克宣稱，拉丁美洲的低度開發並非自古已然，而是近數世紀以來積極參與世界資本主義發展的過程才出現的；資本主義的 「中心」國家勾結收買各地資產階級為其「同謀」，不客氣的大肆掠奪剝削。華勒斯坦 亦認為，如果西方沒有從「邊陲」搾抽經濟剩餘，獲取必要的原料，斷不可能在歷史上獲致迅速的工業成長。

    第二，西方用盡種種辦法，讓第三世界對西方的「依存」綿延不斷。第三世界跳不出圈套，無法謀求獨立自主。只要第三世界對西方不斷「依存」，西方便得以自肥不已。

    第三，「依存」是當前國際經濟制度的重心特徵，也是新殖民主義的一種方式。明確的說 ，西方費盡心機去染指第三世界的經濟，插手干預它的遠景與發展。第三世界投資的方向 以美國經濟、政治利益為主導；西方對第三世界設立種種的貿易障礙，提供所謂的「經濟 援助」，而跨國公司設在第三世界的分公司故意哄抬外銷價格，簡直無所不用其極。

    第四，因此第三世界與外在的資本主義列強的關係，必須一刀兩斷。法蘭克根本就認為古巴卡斯楚走「不依存」的路線，足為其他拉丁美洲國家的楷模。他的書──《拉丁美洲： 不開發或革命》，意味兩者必居其一，不革命則必永遠處於不開發狀態，其宣揚社會主義 路線的心跡昭然若揭。說起來，這一點新左派是和馬克思相牴觸的，因為馬克斯主張先進 資本主義發展到極端時才會爆發革命，新左派卻鼓吹第三世界（尚未開發）便可以革命，而且也必須革命。

    新左派事實上摻混了論據、預測和說教三種成分。在所有論據中以第四點最引起爭論

ü   「文化分析」的方法，在比較教育的研究中向來就有其重要的地位。按一般比較教育學者在分析比較教育的發展時，多將其發展分為五個階段，其中第四個階段就是歷史─文化分析時期。而且這種「歷史─文化分析」的方法可以說是比較教育正式擺脫原先「教育借用」的移植觀念，進入重視教育制度之動力與因素研究之比較教育研究新紀元的重要特徵。

ü   比較教育研究應該重視文化的研究，事實上早在英國的比較教育先驅阿諾德(M. Arnold,1822-1888)的思想中即可窺見一斑。阿諾德的觀點到了比較教育研究的歷史─文化分析時期得到了進一步的具體化與發展。由塞德勒(M. Sadler,1861-1943)所開啟的比較教育嶄新觀點，著重在綜合、分析與解釋塑造教育制度的動力(forces)與因素(factors)。塞德勒之後，一些重要的比較教育學者如康德爾(I. L. Kandel,1881-1965)、漢斯(N. Hans,1888-1969)、薛奈德(F. Schneider)、馬林遜(V. Mallinson)與莫爾曼(A. Moehlman)等人也都踵繼其後，提出各自的比較教育研究方法，以說明形成教育制度的動力與因素。而文化正是形成教育制度的最重要動力與因素之一，因此它也成為許多比較教育學者關注分析的重點。

ü   漢斯則列出了造成一個理想國家的五項因素：種族的統一（unity of races）、宗教的統一（unity of religion）、語言的統一(unity of language)、緊密適中的領土(compact territory)與政治上的統治權(political sovereignty)(Hans, 1967,p.9)。他認為教育制度都是歷史的產物，因此，漢斯在其著作《比較教育》(Comparative Education)中，將影響教育發展的因素分為三大類九項來進行分析。這三大類九項的因素為：

l   自然因素─種族、語言、環境。

l   宗教因素─天主教、英國國教、清教徒。

l   世俗因素─人文主義(humanism)、社會主義(socialism)、民族主義。

漢斯雖未明言文化因素對於教育發展的影響，但其實不論語言或是宗教、世俗思想因素無一不與文化有著密切關係。值得注意的是，漢斯的看法代表了傳統比較教育研究者的基本觀點─在種種條件的「統一」下，才能形成「民族性」，並進而影響教育制度的實施。這也是重視鉅觀層面教育制度比較研究下所必然產生了一種方法論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