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近年教育政策急遽向市場靠攏，諸如大學財務自負盈虧及法人化、幼教體系私有化。以往台灣引以為豪的普及教育淪為秤斤秤兩商品。教育商品化訴諸使用者付費，只有買得起才為有效需求，所以隨著貧富差距拉大，教育不再是人人所享的基本權利，而是經濟優勢者成為菁英的管道。

面對商品化，許多民間教改團體、教師工會也開始倡議教育公共化的概念。改革內容從降低學費、免試升學到教育捐等不一而足，皆在訴求重新建立公共教育體系的功能，但都必須回答一個基本問題：教育公共化呼應的總體社會想像是什麼？階級翻身？滿足基本權利？必須以此基礎才能真正界定教育改革的方向，才能真正建構教育公共化的具體樣貌。

教育之於產業

台灣從1968年實施9年國民義務教育培養大量基礎勞工，而後70年代技職教育（註1）培養高階技術人力，到80年代後大專院校培訓高科技人才。從台灣產業發展可見，教育絕非僅受益於個人，培訓的人力產生正面效益為社會所共享，絕不能以個人投資並受益論斷。除此之外，好的教育品質需要相當的成本，如美國哈佛、英國劍橋與牛津等頂尖學府都不是僅靠學費收入運作（註2），而都仰賴更多的資源投入。更遑論文化的提昇、公民社會的養成都需要大量的投入成本，無法立即回收。

雖然教育公共化的核心概念，乃是社會共同承擔。但從上述可知，社會共同承擔不僅救窮、救急，而在教育成果如何能社會共享，否則對教育畢竟只是個人受益，教育公共化的訴求都可為教育券等補殘式政策所化解。

教育公共化的想像何在

教育公共化絕非回到教育公有化滿足私人資本的人力需求。從上段台灣發展經驗可見公共教育體系所支持的學術研究、人力皆為私人企業所用。雖締造台灣數十年的經濟發展，但不難發現也造成私人企業坐擁低薪人力及學術研究成果，近年經濟發展為企業所佔有，勞工薪資卻倒退為14年前。教育成果早不為社會共享！

其次，政府債台高築早已無法如當年主導教育發展，縱使能透過稅制改革與提高教育經費來提供普及的公有教育，社會大眾仍因就業考量對熱門科系一窩蜂，教育自然就只是階級翻身的管道，無法發展出真正深刻且多元的社會效益。教育政策也自然向企業傾斜。無立即就業機會的文化、藝術、社會公益縱使有錢，青年學子也不願投入。教育最終只能替私人企業培育產業大軍。教育公共化不能侷限於社會共同承擔，而更應結合社會基本需求公共化與合作經濟（註3）來達到社會共享。

以芬蘭為例，透過高稅率（註4）支持教育公共化，除了免費的基礎教育，其所有大學皆為國立大學，學費低廉讓教育不僅普及，更提供優質的科學、人文教育。固然許多人力投入如Nokia等大型私人企業，但也同時支持芬蘭強健的社會福利機構與公益企業，提供專業的老人照護、幼托教育等，更培育優異多元教師人力。

進一步以古巴為例，古巴人均GDP僅為台灣的1／4（註5），但卻擁有低廉且高品質的醫療服務，不僅如此，在美國封鎖的石油危機下發展出獨特的社區有機農業來解決古巴的糧食危機，這都得益於古巴的教育公共化，其一為免費的醫學教育訓練大量基層醫療人力，另外普設區域型農工大學訓練在地所需的有機農業技術人力。

▲反高學費行動聯盟2008年7月2日前往行政院抗議，要求調降學費，並提出調整稅制訴求，以實現教育公共化的理想。（圖文／本報資料室）

以上述兩個例證反觀台灣，近日幾項重大社會議題，如醫護人力缺乏、低薪過勞，不正可參考古巴經驗，透過醫療公共化與教育公共化的結合來克服！醫療公共化提供就業機會，教育公共化培訓基礎人力，形成良性循環。

除此之外，台灣近年來發展出的合作經濟的典範，如主婦聯盟與小農契作無毒農業，又或原住民部落發展社區產業或公益企業，如有機農業、文創產業與社區照顧，期望解決偏鄉或農村社會的凋敝，對抗財團開發，這何嘗不需要仰賴教育公共化體制支持人力的養成，而社區產業與公益企業也可提供就業機會與教學資源回饋在地學校。於此教育公共化不再只是孤立的教育政策，所代表的不再只是教育機會分配的公平，而是培養理想公民社會最重要的元素：人。（台灣公共化協會成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