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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治十三年（1874年）5月，牡丹社事件爆發，日軍攻打臺灣恆春，清廷聞訊後派遣時任福建船政大臣的沈葆楨，緊急前往臺灣籌辦防務。不久之後，清廷獲知日軍已登陸臺灣，且與臺灣原住民之斯卡羅發生激戰，因此改授沈葆楨為欽差大臣，稱「欽差辦理臺灣等處海防兼理各國事務大臣」，將福建所有總兵、道尹歸其節制，江蘇、廣東沿海各口輪船准其調遣，以便與日本及各國按約交涉。沈葆楨受命後，便與福州將軍文煜、閩浙總督兼署福建巡撫李鶴年聯合上奏，提出聯外交、儲利器、儲人才、通消息等四項要求，清廷均予以嘉許，並命迅速辦理。

6月，沈葆楨與福建布政使潘霨一同至臺。沈葆楨以軍備刻不容緩，臺南市府城為根本之地，遂於安平興建砲臺，置放西洋...

同治十三年（1874年）5月，牡丹社事件爆發，日軍攻打臺灣恆春，清廷聞訊後派遣時任福建船政大臣的沈葆楨，緊急前往臺灣籌辦防務。不久之後，清廷獲知日軍已登陸臺灣，且與臺灣原住民之斯卡羅發生激戰，因此改授沈葆楨為欽差大臣，稱「欽差辦理臺灣等處海防兼理各國事務大臣」，將福建所有總兵、道尹歸其節制，江蘇、廣東沿海各口輪船准其調遣，以便與日本及各國按約交涉。沈葆楨受命後，便與福州將軍文煜、閩浙總督兼署福建巡撫李鶴年聯合上奏，提出聯外交、儲利器、儲人才、通消息等四項要求，清廷均予以嘉許，並命迅速辦理。

6月，沈葆楨與福建布政使潘霨一同至臺。沈葆楨以軍備刻不容緩，臺南市府城為根本之地，遂於安平興建砲臺，置放西洋巨砲以為防禦（即億載金城），同時派兵分駐枋寮、東港等地，也在旗後（今日的旗津區）設立砲臺，並請調淮軍最精銳的武力銘軍（劉銘傳部）唐定奎部六千餘人，及總兵張其光、吳光亮等洋槍隊及粵勇共八千餘人先後抵臺，積極備戰。

雖然此時臺灣情勢一觸即發，但清廷本身海防空虛，新疆回亂未平，不希望與日本發生正面衝突；日本也因飽受臺灣南部瘴癘之氣所苦，同時並未具備大規模對外征戰能力，雙方遂簽訂北京專約，日軍撤離臺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