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題:行政權力擴張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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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價值轉變:   西方社會在十八、十九世紀認為政府是為了維持基本公共生活的「必要的惡」,應為「有限政府」。但是近百年來,社會、經濟和科技均有重大變遷,而且變遷速度愈來愈快,已經成為所謂的「後工業社會」或「資訊社會」,國家權力再也不是必要的惡,而是積極的美德。 二、社會發展: (一)現代社會是個工商社會,依賴人口比率逐漸增加,政府責無旁貸的承擔並加強福利性政策產出。 (二)稅賦擴張的「移位效果」理論:動亂或戰爭時期,社會唯有依賴政府解決困境,因此人民對政府賦稅的忍耐程度會增強;一旦危機解除,由於社會習慣新的賦稅和支出,政府不會降低支出到原來的標準,而是利用新增稅收去挹注新的施政計畫,所以人民的忍稅能力每經過一次社會危機就會往上移位。此一現象學者皮考克(A. T. Peacock)和魏斯曼(J. Wiseman)兩位學者將之稱為一種稅賦擴張的「移位效果」(Displacement Effect)理論。 三、經濟混合: (一)獨眼龍式(one-eyed)凱恩斯主義(Keynesianism):   凱恩斯主義主張經濟蕭條萎縮時政府應增加公共支出以抵銷經濟衰退影響,從此政府介入社會經濟生活取得理論的正當性。但是實務上經濟衰退政府增加支出有之;經濟繁榮時政府減少支出則無之。故凱恩斯經濟主義只有被自由國家實行一半。 (二)華格納法則:   1、經濟富裕增加政府稅收,連帶促進政府增加支出。   2、人口增加、都市密集化、依賴人口增加,政府介入社會活動是必然的結果,政府支出勢必大幅增加。   3、政府成長是為回應工商業界擴張投資的需求,國家必須提供產業必須的資金以應技術升級、經濟規模、對外競爭等超出私部門的大量資本需求。 (三)維護市場經濟與公共利益均衡發展:   自由多元社會的工商企業需要政府提供穩定的經濟和政治環境,而企業的大型化和集團化發展,讓政府新增維護社會公共利益不受到企業侵犯、調解勞資糾紛、政商溝通等多樣角色。 四、政治過程: (一)多元參與:   民主政治系統對社會價值進行權威性分配的過程中,各方的參與和競爭會助長政府成長。 (二)普樂現象(Pogo Phenomenon):   人民容易要求政府增加支出提供更多的公共財貨和服務,而難以提出減少公共產出的要求,形成「由儉入奢易,由奢返儉難」的情況。 (三)利益團體的自由主義(Interest-Group Uberalism):   利益團體向政府機關遊說關說來施壓,對公共問題經常居於舉足輕重的地位。為其主張常著眼於社會特定人口或活動的團體利益,難以等同公利。各方競逐政府支出資源的結果,經常是強勢團體獲得到較多利益,但是其成本卻由社會大眾分擔。對於這種少數人的利益由多數人來承擔的現象,政治學者羅偉(Theodore J. Lowi)將此稱為「利益團體的自由主義」。 (四)政見支票的浮濫:   現任政府為尋求連任,有選前擴張產出、放出「利多消息」的傾向,嚴重者帶來財政危機。 五、科層習性:   「科層體制(Bureaucracy)」原本是中性的學術概念,描述行政機關專業分工、層級節制、依法辦事、功績管理的組織用語,然而若干組織特性助長政府支出易漲難縮。 (一)獨占市場與包默病症(勞魔惡疾):政府機關無競爭者,無成本壓力,很難控制效率和生產力,績效難以評估,政府成本自然節節高升。像這種不重視成本的缺失,亦可用「包默病症 (Banmol\'s Disease)」來解釋,即政府機關提供之公共產出大多是服務性質,其技術亦較私人部門落後,故生產力一般較低,但公務人力之薪給增加之幅度並不低於私人企業,因此促使公共產出之相對價格不斷上升,亦造成政府支出之大量增加。 (二)政府預算之隱蔽現象:政府機關獨佔施政計畫及預算編列的相關資訊,常見機關過分保密資訊及掩飾支出詳情,外界難予理解並作重大改變,形成超編預算、浮報計畫以備各機關討價協商,以及立法機關漫天刪減預算過程的常態行為。 (三)議題網路(issue network):政府愈龐大,則愈難以重組(reorganize)或革新。由於政府計劃之延續特性,往往使計劃不斷推出,變成原計劃未能輕易動搖,接著新計劃又隨之而來。 (四)公務員關切自身權益:減縮政府規模意含公務員要被裁減資遣,公務人員為本身權益,當然動員力量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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