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5屆奧斯卡最佳導演獎在激烈競爭下，由台灣的李安導演，以「少年PI的奇幻漂流」(Life of Pi)獲得。這也是李安第二度拿下奧斯卡最佳導演，再次擊敗好萊塢大導演史帝芬史匹柏。從美國漂流到世界，從中國漂流回台灣，李安的導演路，就是一段段怒海漂流與奮戰的旅程。

人生的春夏秋冬都經過，李安對人性的諸多面相，有刻骨銘心的體驗。

因家庭的遷徙，小學起就經歷文化衝擊，在外省中原文化和日式本省文化間尋求平衡。自小是家中最受寵愛與期待的長子，卻連續兩次大學聯考落榜，無顏面對擔任高中校長的父親。在藝專找到舞台與信心，一路擔任男主角，還曾獲大專話劇比賽最佳男主角獎。赴美留學時，卻因語言問題，只能演默劇或小配角。專心朝電影導演發展後，找到最適合自己的表現方式，畢業作在紐約大學影展得了最佳影片與最佳導演兩個獎，美國三大經紀公司之一的威廉．莫瑞斯當場要與他簽約，沒想到在美國一留六年，一部片子也拍不成。

戲裡戲外兩個李安

眾人無法想像，三十好幾、有妻有子的男子，如何能熬過六年失業在家的日子，而不認賠殺出。李安卻說：「這是我要做、是我愛做的事情，毫無反悔。我不會說這把我撒錯地方，我後悔，從來不會。」

找到自己的興趣，追求自己的夢想，不斷學習成長，這個小學生都會作文的基本道理，卻極少人能像李安一樣，用全部的生命來孤注一擲。這樣的篤定，來自真誠的面對自己。「我一直知道我要什麼，其實很簡單，就是一部接一部拍，然後適應，然後從生命裡面學習。」

從生命裡學到的深刻功課，李安直接、間接透過銀幕傳達出去，觸動觀眾內心深處相同的情感。「拍電影是很真切的體驗，裡面有我許多掙扎。」李安曾說。許多看過父親三部曲 —「推手」、「喜宴」、「飲食男女」的觀眾表示，這些電影，幫助他們面對與家人間的複雜情緒，用愛與勇氣進行對話與溝通。

也因為高峰、低谷間來回擺盪過，李安看人性的掙扎，有著很大的同情。「我大概很適合跑到另外一個人的身上，這跟同情心有關。同情心不是可憐，是相同感情的意思。」他厭惡權威，厭惡用集體的、制式的、是非黑白的模子去簡化、判斷人性，「或者用一個很簡化、符號性的東西去凝聚力量。有那種力量，我就要想辦法把它打散，把它解構掉，」李安表示，解構之後，透過檢討、溝通，「彼此了解，就不會那麼劍拔弩張。」

因此，李安的電影，經常採取違反常規的角度：從南軍的角度看南北戰爭（「與魔鬼共騎」）、剖析「超級英雄」的父子情結與心理創傷（「綠巨人浩克」）、從恐懼的角度塑造漢奸（「色，戒」）、大俠也在倫理與慾望間掙扎（「臥虎藏龍」）。

很難想像，這麼一位處理複雜議題，直指人性深處的大導演，面對現實生活，卻束手無策，「很容易被騙，」說起因人老實、臉皮薄，不會拒絕人，而有無數被騙的經驗，李安笑著說自己是「不太有用的那麼一個人。」

但一進入電影世界，李安卻是千軍萬馬，指揮若定。他和在英國劍橋大學主修英國文學的艾瑪．湯普遜，合作英國文學片「理性與感性」，贏得她的尊敬；他導演安妮．普洛的「斷背山」，讓這位以深刻描寫美國西部文化著稱的作家，極度推崇；他和武打片大師袁和平合作「臥虎藏龍」，拍出意韻深遠的武俠片。

導戲，更導演人生

李安導演的，不只是戲，而是人生。引領觀眾走進人性的細緻幽微之處，李安具有一種獨特的穿透力，可以進出東西文化、古今題材、性別角色、電影片型......。

「我的出身老是在漂泊，我們外省人到台灣，適應這裡，然後到美國又適應美國......我遊走過很多的地方，在中間發現很多東西，」李安強調，歷史為台灣帶來多元文化的沃土，是很寶貴的資產及優勢，千萬不要輕易拋棄，「文化這種東西，要維護很困難，要不爽把它丟掉，很快，一斷層就沒有了。」

因此，李安有很強烈的使命感。身為歷史交接的這一代，「我覺得我 有責任，要留下一些東西，」李安說：「這是策動我做國片一個滿重要的動力。」

李安希望透過電影，為下一代留下可以回溯歷史的影像。更希望透過電影探討的議題，促進溝通。

「人要做深層的溝通，才會感覺到愛。」李安強調：「電影應該是一個 provocation（刺激），不是一個 statement（宣言）。真正好的電影，是一個刺激想像跟情感的東西，刺激大家討論。」

李安說話，和他的電影一樣，引人深思又有撫慰的力量。然而，再精采的戲，終有散場的時候。他笑著說再見，招牌的酒窩更深了。其實，這不是酒窩，而是小時候被狗咬留下的傷疤。

如果電影是遺憾的藝術，那現實人生應是面對遺憾的藝術。真誠的笑容，能讓傷痕變酒窩。真誠的面對人性，就讓遺憾還諸天地。

(文章摘自／晨讀10分鐘：人物故事集，親子天下雜誌出版—原載《天下雜誌》第四○○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