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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摩第 4 期

國二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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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2012年諾貝爾文學獎/血寫的歷史─莫言文學中的酷刑與國族

發表于: 2012/11/18


【撰文/陳建忠】

 

一、莫言:中國的魔幻現實主義者

 

在中國作家莫言(1955-)獲得2012年諾貝爾文學獎後才來談他的文學表現,毋寧是不易討好的事。批評者,總揪住他附和官方的許多作為,認為他不足以勝任中國文學的良心。擁護者,包括官方,自然對莫言能夠以漢語文學為祖國贏得世界聲譽感到驕傲不已。不過,本文並非全面性的介紹與評價,因此不擬由他是否值得給獎的角度談他的文學,只能由個人的閱讀史出發,說說多年來閱讀莫言文學時的體會與意見。

 

十多年前,初讀莫言的〈民間音樂〉、〈白狗鞦韆架〉等短篇時,的確被他小說中來自農村的純樸人性與愛情故事所感動,而這份文學魅力的來源,應當也與文本間流動的神祕感與傳奇性息息相關。總之,莫言是真會利用「編故事」來吸引讀者的作家(相對於「寫實」或「寫意」而言)。他必然深知,一篇好小說是建立在好的故事編撰之上這道理。因此,「中國的魔幻現實主義者」等稱號,也就構築起作者與讀者一個共同的文學視域,小說家莫言已成為當代中國文壇表現漢語能力特強的代表之一。

 

隨著莫言由「尋根小說」的創作,逐漸轉向書寫歷史題材的「新歷史小說」階段(同期代表尚有如蘇童、余華、格非、葉兆言等),莫言當前的成就可說多來自他的長篇作品。諸如《紅高粱家族》(1987)、《天堂蒜薹之歌》(1988)、《酒國》(1993)、《豐乳肥臀》(1995)、《檀香刑》(2001)、《四十一炮》(2003)、《生死疲勞》(2006)、《蛙》(2009)等,對於重述「歷史」多採用黑色幽默與魔幻手法,當中突出了民間的活力、母性的力量、農民的辛勞,也嘲弄了官場的腐敗、知識分子的卑微。依此來看,莫言並不缺乏對正義、善惡、批判的能力與書寫;相反地,他甚至繼承了社會主義國度中的某種理想性。但面對他卷帙浩繁的著作讚歎之餘,為何我仍感意猶未盡?

 

我想,或許是莫言文學中形式大過思想的表現,使他的嘲弄顯得華麗而幾近隱蔽了吧?又或者說,如果嘲弄不是由問題的根源處著眼,而是一種「表演現狀」的方式進行,那可能更會使嘲弄成為另一種變相的迴避,迴避文化與社會中更深層的癥結所在。

 

二、《紅高粱家族》:抗日演義下的酷刑

 

所以必須承認,閱讀莫言最令我苦惱的部分,莫過於小說中的酷刑與暴力書寫。酷刑與暴力,既是一個時代之必然(清末以來歷經的八國聯軍、抗日、文革),又是推動小說情節進展的必要環節,自然是莫言最能發揮其想像力的部分。故事的傳奇性與神聖性因之而起,卻也留下許多費解的問題。我苦惱的是:如果沒有酷刑,一切隨之而起的激情與浪漫將不復存在;但,小說家處理酷刑如此逼真、翔實,究竟是在批判暴力?抑或是表演暴力?又或者,暴力成為激發讀者(尤其是中國讀者)共同體意識的必要情節/情結,因為這本是「中國」這受難主體百年來不可迴避的場景?

 

例如莫言寫《紅高粱家族》,綴連的幾篇小說在強調勇敢熱情的先祖們敢於反抗侵略,現代的後輩反而不能。時代越是進化,人的種性反而越是退化。莫言的〈紅高粱〉裡,一開始就這麼形容他的故鄉:

 

高密東北鄉無疑是地球上最美麗最醜陋、最超脫最世俗、最聖潔最齷齪、最英雄好漢最王八蛋、最能喝酒最能愛的地方。生存在這塊土地上的我的父老鄉親們……他們殺人越貨,精忠報國,他們演出過一幕幕英勇悲壯的舞劇,使我們這些活著的不肖子孫相形見絀,在進步的同時,我真切地感到種的退化。

 

《紅高粱家族》所寫的「土匪抗日」,就情理上來說,自然絕非「主流」的黨國抗日歷史敘事所會看重。但,這些活躍於農村,為了存活而成為土匪的人物,他們被捲入歷史洪流中正因為不只是「啟蒙救亡」、「感時憂國」這類堂皇理由,而是慾望、生存、仇恨的緣故。顯然,莫言新歷史小說的敘事策略,是對黨國歷史敘事傳統做出了民間版本的「逆寫」(write back)。而他對人性那浪漫、原始的理想性追求,則構成了他據以改寫歷史的精神力量。

 

不過,就在以民間史取代黨國史的同時,莫言小說中尚且體現著濃厚的國族主義色彩。換言之,民間人物雖然不再如過往是以「階級成分」來塑造,但「國族意識」卻成為表現的重點。自然,國難當前,歌頌人民勇於抵抗自是理所必至。借用魯迅那句「墨寫的謊說,絕掩不住血寫的事實」,莫言處理的不免是「血寫的歷史」,只是手法讓人恍然看到既往政治鬥爭當中的遺緒,然而已悄悄挪移了批判的對象。

 

〈紅高粱〉裡頭,日本兵逼著屠夫孫五虐殺羅漢大爺,過程中割耳、去勢、剝皮,當真是鮮血淋漓,最後呈現出這番景象:「羅漢大爺被剝成一個肉核後,肚子裡的腸子蠢蠢欲動,一群群蔥綠的蒼蠅漫天飛舞」。描寫敵軍之殘暴是絕對具有正當性的,不過讀者如我,一方面為人物的血性、愛鄉愛土而暗暗佩服之際,一方面卻也為形容國仇家恨而鋪陳之血腥殘忍而驚心。如同小說裡講的,這樣的虐殺故事,隨著屍體的消失,竟爾成為「一個美麗的神話故事」。

 

抗日故事裡有這樣的神話,自然要讓我族讀者戰慄與憤怒不止了。但,莫言以民間抗日為主軸的書寫,要通過「血寫的歷史」引發何種關於戰爭與人性的思考?顯然頗費思量。若僅僅是酷刑書寫,恐怕撩起的更多是情緒,而非歷史與人性反思。

 

三、《檀香刑》:以肉身對抗酷刑

 

但這樣的描寫,尚非莫言的極致。莫言《檀香刑》(2001)這部小說,表現了與《紅高粱家族》中抗日一樣的「反侵略」立場,展示酷刑之慘烈以顯示洋人之侵逼甚急,遂更顯示出義和拳出現之必然。《檀香刑》當中便描寫清末孫丙參加義和拳,殺害洋人被縣令錢丁抓住,德國總督要求大清皇帝處以酷刑,作為在山東所修建膠濟鐵路通車慶典的一部分。

 

小說裡的酷刑不只一樁。刺殺袁世凱不成被處凌遲五百刀的錢雄飛,那第一刀片下去時,實在令人止不住揪心:「一線鮮紅的血,從錢胸脯上挖出的凹處,串珠般地跳出來。部分血珠濺落在地,部分血珠沿著刀口的邊緣下流,濡紅了肌肉發達的錢胸」。

 

至於那被處以檀香刑的孫丙,則是被檀木橛子由屁股之處一寸寸敲進身體裡:「終於,檀木橛子從孫丙的肩頭上冒出來了,把他肩上的衣服頂凸了」,順便還要強灌蔘湯以續命,好讓受刑者被「展示」的時間更久一點。小說結尾處,孫丙在升天台上的貓腔大悲調:「俺身受酷刑肝腸碎──遙望故土眼含淚──」,淒切的音調、受難的義士(非是庸眾)、哽咽同鳴的群眾(非是看客),交織成極其血腥浪漫的愛國主義場景。

 

莫言將歷史演化為洋人對中國人的侵略,就使歷史的複雜性消失,甚至無形中清朝封建國家體制以政治極端主義來「反帝」的可能。有趣的是,莫言在台灣版《檀香刑》的改版序言中,特別針對飽受詬病的殘酷描寫提出辯解。莫言除了說明這是一部戲劇化的小說,而戲劇中的表演有間離效果,他更強調:

 

我們人類,既是酷刑的執行者,也是酷刑的觀賞者,更是酷刑的忍受者,我覺得沒有理由隱瞞。只有知道人在特殊境遇下會變得多麼殘酷,只有知道人心是多麼複雜,人才可能警惕他人和自我警戒。

 

反帝變成處理清末歷史的主要視角,酷刑變成技術表演(或可再加上貓腔部分的處理),則主題顯明與技術驚人之餘,如果要讓顛覆歷史版本不至於只是虛構的反叛,我們需要對歷史與人性的更多盲點做出更多反思。換個角度看,中國群眾觀看行刑的畫面,對魯迅生平稍有理解的讀者都知道,這乃是他在說明為何會「棄醫從文」,進行文化啟蒙工作的重要契機。不過,在莫言那裡,看客與受刑者的立場是一致的,他們都在成就一個精神,也就是抵抗帝國主義的憤怒精神。無疑地,魯迅與莫言對處理國族問題的看法是頗為不同的。

 

四、所謂「偉大作家」與「大作家」

 

歸根究柢,筆者覺得這恐怕還是當代中國作家如何面對「現實」與「自我」的問題。貫穿《紅高粱家族》與《檀香刑》,雖事隔十多年,但這兩部作品都涉及了中國近代反帝的歷史(抗日或抗德),我們可以看到莫言以民間歷史為歷史觀點的作用。不過,以對抗式的國族意識來渲染歷史情境,恐怕又是一種較方便又有效果的處理手段。

 

其實除了寫酷刑時的國族主義色彩,莫言寫《天堂蒜薹之歌》裡的蒜農受騙事件、《四十一炮》寫九○年代初農村改革、《生死疲勞》借輪迴轉世的動物之眼看農村變遷、《蛙》寫計畫生育等,其實都還是扣緊中國農村與社會議題的,並且在布局與表現技巧上有極富民族色彩的民間文化形式。作為一個曾經被莫言感動的讀者,我期待莫言是帶領我們反思的偉大作家,而不是得獎無數、被時代催促的大作家;雖然,這期待可能違背了作家創作的主客觀條件而顯迂闊無益。但,至少在「偉大作家」與「大作家」兩造之間,在我看來當然是有所差異的,而這與作家是否獲獎,一點都不相干。

 

 

【完整內容請見《聯合文學》十一月號336期;訂閱聯合文學電子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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