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大象在中國大陸地區的消失退隱為題,寫中國環境史的史家是:
(A)史景遷(Jonathan D. Spence)
(B)何炳棣
(C)伊懋可(Mark Elvin)
(D)劉翠溶
統計: A(53), B(57), C(251), D(16), E(0) #93639
詳解 (共 6 筆)
澳大利亞學者伊懋可(Mark Elvin)2004年出版的《象之隱退:中國環境史》(The Retreat of the Elephants: An Environmental History of China)
伊教授的考證,四千年前大象曾遍布中國大部分地區,而後逐漸隱退。他把這裏部分原因歸於氣候變化,因為大象未能適應氣候變冷,但說主要原因在於農業社會發展起來後,大象在與人類爭奪地盤的爭斗中節節敗退。
他參照了大量中國文獻,甚至包括甲骨文的記載,繪製出一幅大象從商周直到明清年代輾轉退卻的線路圖。
伊懋可的書是一部環境史,大象的去路是作為歷史與環境變遷的一個側面去探討的,文中自然也揭示人們對大象的態度。
他找到《孟子·滕文公下》第九章裏的一段記述,顯示他眼中大象如何是禍害。
孟子說,在堯舜去世之後的年代裏暴君相繼出現,弄得百姓無所安息,農田被廢,沼澤變多,到了商紂王的時候,更是天下大亂,直到周公幫助武王殺了紂王才撥亂反正,「驅虎、豹、犀、象而遠之,天下大悅。」
書中引述唐宋和之後年代的文獻也都不乏對大象所造禍害的記述,但也穿插其他一些內容,包括飲食文化中的大象。
譬如,不同年代都有關於象鼻如何好吃的記載。他從中國已故歷史地理學家文煥然的書中找到公元五世紀初年關於雷州人對象鼻味道如同乳豬的描繪,以及唐代人說象鼻又肥又脆,適合燒烤的記述。
在伊懋可教授筆下的中國歷史,人類與大象及其他野獸的關係基本上是爭奪地盤和資源的歷史,而相比之下在周邊其他一些亞洲文化裏,他說人與大象往往存在更有機的關係,大象被納入人的經濟活動之中,而非作為經濟發展的敵人。
史景遷
研究中國歷史半生,對中國近代史的開端時間有與中國史學界不同的看法,而且他認為應該修改中小學歷史教材,他說:「我在西方教中文、中國歷史文化的時候,發現中國人編的課本有一個缺陷,就是當他們講述中國近代歷史的時候,總是從19世紀中國受的屈辱和侵略開始切入。40年前我在開始教授中國歷史時就覺得這非常不合理,如果要更好地研究中國歷史,我們應該從17、18世紀的中國開始研究。因為當時的中國在世界上表現出一種更自信的姿態。」
被公認是16世紀以來的最有影響力的漢學家之一,他在歷史塑造現代中國所扮演的角色方面有詳盡的寫作。他備受好評的《追尋現代中國》 已經成為近代中國史的標準教科書。他最近的著作包括毛澤東傳記和《大義覺迷》,探究18世紀歷史引人注目的一段經歷。
顧思齊稱「史景遷以敘事和文筆見長」[5],史景遷的著作,大多能深入淺出,且文筆流暢、敘事性強,美國匹茲堡大學教授許倬雲形容:「給他一本電話簿,他可以從第一頁的人名開始編故事,編到最後一個人名。」[6]史景遷是在美國少數能使專業史學著作成為暢銷書的作者之一,對於中國歷史知識在西方英語世界的傳布造成很大影響。
史家汪榮祖說他:「史景遷並不喜歡後學理論,他的書根本沒有什麼理論,更無艱澀的名詞,但他生動的敘事,完全可以迎合史學界隨後學而起「敘事再生」(Revival of Narrative)的呼聲,使他成為史學敘事再生後的一支生力軍」,「他的作品作為歷史文章畢竟缺乏分析與論證,也少見他對歷史問題提出獨特的解釋。因而雖多引人入勝的故事,卻少紮實的歷史知識。」[7]據稱錢鍾書當年訪問耶魯時私下戲稱史景遷為「失敗的小說家」
史景遷(Jonathan D. Spence,1936年8月11日–)是出生於英國[1]的歷史學家,主要研究中國歷史。1993年起擔任耶魯大學歷史學的斯特林教席。史景遷的英文名音譯成中文是喬納森·斯賓塞,史景遷是他自取的中文名,景遷二字的意思是景仰司馬遷。史景遷的妻子是台灣出生的美籍華人金安平,亦是歷史學者。
史景遷研究中國歷史半生,對中國近代史的開端時間有與中國史學界不同的看法,而且他認為應該修改中小學歷史教材,他說:「我在西方教中文、中國歷史文化的時候,發現中國人編的課本有一個缺陷,就是當他們講述中國近代歷史的時候,總是從19世紀中國受的屈辱和侵略開始切入。40年前我在開始教授中國歷史時就覺得這非常不合理,如果要更好地研究中國歷史,我們應該從十七、十八世紀的中國開始研究。因為當時的中國在世界上表現出一種更自信的姿態。」
史景遷,被公認是16世紀以來的最有影響力的漢學家之一,他在歷史塑造現代中國所扮演的角色方面有詳盡的寫作。他備受好評的《追尋現代中國》 已經成為近代中國史的標準教科書。他最近的著作包括毛澤東傳記和《大義覺迷》,探究18世紀歷史引人注目的一段經歷。
史景遷的著作,大多能深入淺出,且文筆流暢、敘事性強,是在美國少數能使專業史學著作成為暢銷書的作者之一,對於中國歷史知識在西方英語世界的傳布造成很大影響。
史家汪榮祖說他:「史景遷並不喜歡後學理論,他的書根本沒有什麼理論,更無艱澀的名詞,但他生動的敘事,完全可以迎合史學界隨後學而起「敘事再生」(Revival of Narrative)的呼聲,使他成為史學敘事再生後的一支生力軍。」「他的作品作為歷史文章畢竟缺乏分析與論證,也少見他對歷史問題提出獨特的解釋。因而雖多引人入勝的故事,卻少紮實的歷史知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