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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法令者治之具，而非制治清濁之源也。昔天下之網嘗密矣，然姦偽萌起，其極也，上下相遁，至於不
振。（《史記．酷吏列傳序》）下列選項，與本文旨意最為接近的是：
(A)法令滋章，盜賊多有
(B)故人無師無法而知，則必為盜
(C)君子懷德，小人懷土；君子懷刑，小人懷惠
(D)為機變之巧者，無所用恥焉。不恥不若人，何若人有
統計： A(2738), B(270), C(661), D(531), E(0) #2455257
詳解 (共 10 筆)
法令者治之具,而非制治清濁之源也。昔天下之網嘗密矣,然姦偽萌起,其極也,上下相遁,至於不振。
法令愈加嚴酷,盜賊就愈多。”太史公說:這些說得都對!法律是治理國家的工具,但不是治理好壞的本源。從前在秦朝時國家的法網很嚴密,但奸詐欺僞的事常發生,最爲嚴重時,上下互相推諉責任,以致於國家無法振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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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法令滋章,盜賊多有
法令愈繁苛,人民為盜賊的愈多。指為政者應政清刑省,無為而民自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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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故人無師無法而知,則必為盜
所以,人要是沒有老師、不懂法度,如果有智慧,就一定會偷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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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君子懷德,小人懷土;君子懷刑,小人懷惠
一位求道的君子,他心中思念住在有仁德的處所。而小人所想的,卻是處所的田地財產,有什麼利益。另一方面來說,君子對於自己的行為,時常惦記著如何實行,才能合乎聖賢的典型。而小人做事卻只想到自己有沒有受到恩惠、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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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為機變之巧者,無所用恥焉。不恥不若人,何若人有
那些玩弄機心,以取巧變詐的巧妙方法來欺人害人的人,羞恥心在他是用不上的。不以修養不如他人為可恥,還有什麼能夠比得上他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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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
孔子說：“用政令來引導百姓，用刑法來整治百姓，百姓雖能免於犯罪，但無羞恥之心。用道德教導百姓，用禮教來統一他們的言行，百姓們就既懂得羞恥又能使人心歸服。”老子說：“最有道德的人，從不標榜自己有德，因此才真正具有道德；道德低下的人標榜自己沒有離失道德,所以他並不真正具有道德。法令愈加嚴酷，盜賊就愈多。”太史公說：這些說得都對!法律是治理國家的工具,但不是治理好壞的本源。從前在秦朝時國家的法網很嚴密，但是奸詐欺僞的事經常發生，最爲嚴重的時候，上下互相推諉責任，以致於國家無法振興。在當時，官吏用法治，就好像抱薪救火、揚湯止...
司馬遷親身受過酷吏的殘害。本文是《酷吏列傳》的序，表明了司馬遷反對嚴刑峻法，實行德政的主張。這篇序言可分爲三層：第一層用孔子、老子的話，闡明瞭道義的重要作用。第二層從“太史公曰”到“非虛言也”，作者充分肯定了孔子、老子的觀點，並進一步發展了自己反對嚴刑峻法的主張。第三層從“漢興”到結尾，用漢初刑法寬簡、風氣淳厚、百姓平安的事實，從正面證明德治的重要性。這篇序文的結構很嚴謹，尤其是前後呼應，善於運用對比手法。文章一開頭先引用孔子和老子的話，提出論點，然後用暴秦的事實來論證這一論點。接着再一次引用孔子
法律是治理國家的工具,但不是治理好壞的本源。從前在秦朝時國家的法網很嚴密，但是奸詐欺僞的事經常發生，最爲嚴重的時候，上下互相推諉責任，以致於國家無法振興。
孟子曰：「恥之於人大矣！為機變之巧者，無所用恥焉。不恥不若人，何若人有？」《孟子‧盡心上（七）》
孟子說：「羞恥心對於人太重要了！那些玩弄機心，以取巧變詐的巧妙方法來欺人害人的人，羞恥心在他是用不上的。不以修養不如他人為可恥，還有什麼能夠比得上他人呢？」
成語:師法隆基
荀子於是認為人若無師無法，必然為德不卒，招災速禍。〔儒效〕中說：「故人無師無法而知，則必為盜；勇則必為賊；云能，則必為亂；察則必為怪；辯則必為誕。人有師有法而知，則速通；勇則速威；云能則速成；察則速盡，辯則速論。故有師法者，人之大寶也；無師法者，人之大殃也。」
不敬重良師禮法，不遵從價值的指導，雖有才智必然為盜，雖然勇敢必然為賊，雖有才幹必然作亂，雖能明察，必作怪論，雖能言辯，必然荒誕。反之若能敬重良師，遵從禮法，有才智者能很快通達，勇敢者能很快建立威名，才幹者很快有成就，能明察者很快窮盡事理，言辯者很快達成判斷。所以師法極其寶貴，無師法將招致殃災。
荀子接著斷言有師法者必然重視崇隆後天的經驗積習（即隆積）
荀子認為聖王盜匪之別並非出於天生知能才性的不同，而是出於後天環境的影響、經驗的累積，君子小人的差別亦然
荀子此說最大弱點在以有價值的人文經驗為理所當然，若「人之性惡」，則師法又何由而起？荀子似乎末察覺這個困難，並以一切人為價值均出於聖人的創作，所謂「天地生之，聖人成之」是也。但若聖人又起於「積習」，則最初養成聖人之積習注錯又如何而成？其次荀子隆積之說，似過於強調後天教育的功效，無視人先天本性差異，亦有偏頗之嫌。不過大體而言，「師法隆積」仍不失為極具價值的人文教育原理。
17 法令者治之具，而非制治清濁之源也。昔天下之網嘗密矣，然姦偽萌起，其極也，上下相遁，至於不 振。（《史記．酷吏列傳序》）下列選項，與本文旨意最為接近的是：
原文：
譯文
孔子說：“用政令來引導百姓，用刑法來整治百姓，百姓雖能免於犯罪，但無羞恥之心。用道德教導百姓，用禮教來統一他們的言行，百姓們就既懂得羞恥又能使人心歸服。”老子說：“最有道德的人，從不標榜自己有德，因此才真正具有道德；道德低下的人標榜自己沒有離失道德,所以他並不真正具有道德。法令愈加嚴酷，盜賊就愈多。”太史公說：這些說得都對!法律是治理國家的工具,但不是治理好壞的本源。從前在秦朝時國家的法網很嚴密，但是奸詐欺僞的事經常發生，最爲嚴重的時候，上下互相推諉責任，以致於國家無法振興。在當時，官吏用法治，就好像抱薪救火、揚湯止沸一樣無濟於事；倘不採取強硬嚴酷的手段，如何能勝任其職而心情愉快呢?在此種情況下,一味講道德的人便要失職了。所以孔子說：“審理案件我和別人一樣，所不同的是一定要使案件不再發生!”老子說：“下愚之人聽人講起道德就大笑。”這不是假話。漢朝初年，修改嚴厲的刑法，改爲寬鬆的刑法，廢除法律繁雜之文，改爲簡約樸實的條文，法網寬得能漏掉吞舟的大魚，而官吏的政績卻很顯著,使得百姓不再有奸邪的行爲，百姓平安無事。由此看來，治理國家的關鍵在於道德，而不是嚴酷的刑法。
(A)法令滋章，盜賊多有(O)
(B)故人無師無法而知，則必為盜(X)
所以人沒有老師,就不知法度,則必為強盜。
(C)君子懷德，小人懷土；君子懷刑，小人懷惠(X)
孔子說：「君子心懷仁德，小人心懷家鄉；君子心懷法制，小人心懷實利。
(D)為機變之巧者，無所用恥焉。不恥不若人，何若人有(X)
那些專門玩弄機巧變詐的人，本來就用不著羞恥心。自己不如人還不以為可恥，那麼還有什麼事能比得上這些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