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 下列有關第三路線之政策主張的敘述何者錯誤? (A)強調積極性的福利體系(B..-阿摩線上測驗
2F AMY 國一上 (2012/08/20)
第三路線的政策取向 隨著蘇聯共產主義崩潰和社會主義的普遍失敗,有論者以為左右之分已顯得不重要。舉例來說,鼓吹者就常常以務實為第三路線的特色:做得到才是重要。 現今社會變化急速,因此某一程度的務實和願意嚐新是必需的。新左派(中間偏左派) 雖然有引入一些右派政策(例如私有化和謹慎理財) ,但左右兩派的分岐並沒有消失,主要是政治價值觀的分岐。站在左邊的是追求一個團結和包容的社會,不捨棄任何人;堅持平等和保護弱勢社群的原則,深信政府必須介入才可以達到這些目的。 總的來說,第三路線的政策取向有以下幾方面。 (一... 查看完整內容 隨著蘇聯共產主義崩潰和社會主義的普遍失敗,有論者以為左右之分已顯得不重要。舉例來說,鼓吹者就常常以務實為第三路線的特色:做得到才是重要。 現今社會變化急速,因此某一程度的務實和願意嚐新是必需的。新左派(中間偏左派) 雖然有引入一些右派政策(例如私有化和謹慎理財) ,但左右兩派的分岐並沒有消失,主要是政治價值觀的分岐。站在左邊的是追求一個團結和包容的社會,不捨棄任何人;堅持平等和保護弱勢社群的原則,深信政府必須介入才可以達到這些目的。 總的來說,第三路線的政策取向有以下幾方面。 (一) 改革政府和國家是第一優先工作 新左翼必須不再重複傳統左派把更多工作推向政府的戰略。必須強調這並不是把公營機構降級。一個負荷過重的官僚國家體制不但不能提供良好的公共服務,還有礙 經濟繁榮。第三路線政治的基本策略之一是重新塑造政府的主動角色,重整公營機構,目的是提高政府和國家機構的透明度,以客為主和辦事有效率。 在大多數工業化國家,選民對政治人物和傳統議會的信任,以及參予政治的活躍程度,都有下降。選民效忠政黨的比例大幅下降。發展得最快的政黨是「不投票的選 民黨」。他們不滿意政治人物以權謀私和政治貪污。即使是最民主化的國家,民主程度還是不足夠。朋黨關係,利益輸送,幕後交易和政治虛偽依然存在。這些弊病 不可能徹底消滅,但改革可以提高透明度和促進政制改革。 根除貪污是同等重要。隨著國家的範圍縮減,貪污不一定會減少。舉例來說,公私合營項目為有關人士提供新的貪污機會。 (二) 國家要監管和介入市場和民間社會,但不應凌駕二者之上 政府和國家必須強大,才可以有效地引導社會發展和保障社會公義。但是,強大的政府不是等同龐大的政府。 有效率的市場經濟是促進繁榮和經濟著益的最佳途徑,還會帶來其他好處。市場為消費者提供選擇和自主,非暴力式的生意交易。只要壟斷受到有效控制,原則上人人可以參予市場,得到公開競爭。 但是,市場的角色必須受到限制。當市場過度入侵社會生活的其他範疇,就會有一連串不能接受的後果,導至社會不穩定和不平等,政府必須介入和監管才可以控制和減輕影響。市場的有勢力人士可能破壞民主過程。商業主義可能侵入應屬於政府或民間社會的範疇。 (三) 了解民間社會的主要功能 沒有成熟的民間社會,就沒有運作順暢的政府和有效率的市場機制。一如政府和市場,民間社會也會有「過多」或「過少」之弊。利益團體和志願機構都是重要的民 間團體,但不能代替民主政府。利益團體和非政府組織可以扮演重要角色,促使某些事項提上政治議程和引起公眾討論。但是社會不可能交由這些團體來管治,這不 僅是因為他們不是民主選舉產生,更因為政府和立法機構需要為互相頂扛的訴求作出仲裁。 這也是一個理由去解釋為什麼認為政府應疏離民間社會的傳統觀念是錯誤的。必須由民主和法治來監管民間層面。國家有賴民間社會維持,也需要積極調控。 民間社會反映現代化,也不能避免現代化的影響。舉一個例子,互聯網為林林總總的團體和組織提供了新的聯繫和動員方法,但同時亦在過程中把他們重組。政府應 直接參予民間社會的現代化,同時亦要劃清界線。民間的創業精神是現代社會的重要素質,有助民間團體以創新和有活力的策略來應付社會問題。政府可以為他們提 供財政或資源的支持,到頭來也得益,因為政府也需要這些民間社會團體合作才可以解決社會問題。 (四) 訂立一套把權益和責任掛鉤的社會契約 大多數論述公民權益的學者,包括馬歇爾[3]的權威分折,都認同權利亦隱喻責任。但實際上,他們更強調和闡述權益。時至今日,這種看法的局限性顯而易見。若果國民要求有自由去追求個人的生活,要求他們為本人的行為承擔責任,亦是理所當然。 權益和責任並重這一說法在某些範疇已廣為接納。例如,這是以「工作換取福利」計劃的主導思想。但這更應成為普遍的公民意識,不應只是局限於福利範疇。它應 適用於全體個人和團體,不分貧富、不論權勢。對社會精英階層而言,「權益與責任並重」意味著承擔社會和道德責任,包括納稅的義務。對企業來說,這理論也涉 及更廣泛的企業責任。 (五) 創立平等社會 接受市場機制的,並不是亦同時接受社會不平等加劇。追求平等必然是第三路線政治政策的基石。若分配得宜,累進的財產和入息 稅對社會公義有正面的影響。稅務政策必須要顧及經濟益獻和整體稅收水平。工業化國家在不同程度上,都放棄了沿用的高幅度累進稅制。他們認識到這高稅率打擊企業和個人的主動性和催生避稅行為。 糾正社會不平等並不是針對市場。舉例來說,雖然福利支出有所增加或保持不變,幾個歐盟國家的貧困兒童都有增加。某種型式的社會排斥,例如不合標準的公共房屋,都是因福利資源不適當分配所直接引致。 其他不平等的新成因也需要創新的政策來解決。如上所述,知識型經濟興起,對非技術勞工的需求大為減少。青年最受直接影響,這現象和影響著貧困環境成長的男性的大環境息息相關。 全球化,資訊科技和社會規範的改變不單影響弱勢社群,也影響精英階層。在考慮「劫富濟貧」的最佳方案峙,我們一定要認清楚所牽涉到的不平等現象的新模式和 結構。「富裕階級」是多樣化,包括代代相傳的富貴之家、電子時代的年青百萬富翁、足球員和流行歌星、藝人等。只有極少數的新政策能適用於上述所有的階層。 不要只是考慮經濟方面的重行分配,這只會驅使「精英退出」。對社會來說,排斥上層社會--精英階級不再參予民間社會--和因貧窮被排斥同樣重要。 (六) 創立一個有活力,全民就業的社會 這是許多已開發社會有能力達致的目標。當然,今時今日的「全民就業」和上一代的見解大有不同,因為就業人口已包括大規模就業的婦女,越來越多的兼職工作和其他轉變。 要增加和維持高就業水平,政府必須要為宏觀經濟掌舵和謹慎理財,鼓勵科技創新和經濟投資。教育和技能培訓需要龐大投資,但無需只倚賴傳統機制。新科技為教育改革提供重大契機,而終生學習勢必成為將來的趨勢。 支撐夕陽工業不是政府的角色。絕大部份情況之下,有良好意願的政府介入,但帶來對經濟益和對業界人士的福ɸ的結果適得其反,最後的社會和經濟後果遠比政 府不採取行動更為甚。在世界各地,這些例子不勝枚舉。但是,政府可以做大量工作,使適應經濟或科技的過程變得更容易。一個例子就是官方和民間團體合作,成 功政善落後社區和地區重建。 要適應科技轉變和增加就業需要培育有適應性的勞工,政府在這方面舉足輕重。一成不變和叫價過高的勞工市場只會有反面效果,防礙製造就業機會,亦會分化勞工市場:在職者得到保障,但其他人要面對荷刻的入門條件。 有適應性的勞工市場並不等同非規管化。一些歐盟國家,如丹麥和荷蘭,已經全民就業或幾近乎之,都有引入適應性,而又同時透過有效的再培訓和提升資歷的機制來保証人力資源。 (七) 社會和經濟政策必項是互有關連 在這方面,社會民主派要捨棄老左派(以及新右派) 的老調。左派一向以重新分配的觀念來考慮經濟和稅務政策,只眼稅率而沒有顧及稅項的總收入。右派則只考慮經濟益,追求把稅項減至最低。但是,大部份的 稅務或經濟政策都有直接的社會影響。反過來說,民生政策亦然。左派必須認清楚加稅不一定能符合社會公義。某些情 況下,減稅可能增加稅收,尤其是激勵增加就業,同時又鼓吹社會公義。舉例來說,在職家庭免稅額有助經濟效益和減輕貧窮階層的稅務負。 (八) 實行福利改革 上文已提及要改革福利國家的現行制度,原因也是耳熟能詳。福利國家建立之初,要承的風險和需要援助的社群和現在的情不同。舉一個例子,隨 著家庭性質的改變,單親家庭,尤其是女性單親,人數日多。要應付這轉變必須要設計有效的政策。但是,福利國家製造了道德風險和反面效果,也需要改革。失業救濟金養懶骨頭,退休金排斥積蓄都是例證。 實行福利改革是困難的。福利國家中的利益團體根深柢固,視福利為理所當然的權益。政黨參選時以重整福利制度為口號,一朝上場,往往不了了之。但如果福利國家要能夠維持,福利改革是必然的。社會民主派必須要鞏固增強,而不是削弱福利國家。 (九) 以有效的法律來打擊罪惡 過往,有些左派的見解是罪案與貧窮和不平等有關。減輕不平等遂成為反罪惡政策的主力。貧窮和受剝削是滋生罪案的溫床,這是完全正確的。但已有研究清楚指出除不平等外,罪惡還有其他成因。採取適當的措施可改善滋生罪案的結構條件。 單是官方統計數字已指出在不少歐盟國家,包括一些不平等現象並不顯著的國家,暴力和侵犯財產的罪案都日漸增多。這指出歐洲必須嘗試以新思維來對付罪惡,包括一些在美國開創的方法:杜漸防萌(加大力度處理早期的輕微罪案,有助防止罪案升級),以充份警力巡邏已變得不安全的公共地方,犯人配戴標簽[4],賠償予受害者和其他策略都值得試驗。 (十) 對付環境危機 必須打造政策來對付環境危機。全力貫注於社會民主時又要兼顧關注生態,傳統左派感到並不容易。「紅」「綠」連盟已被証實為極不牢固。社會民主派一般傾向經濟增長,而綠黨則向經濟發展抽後腳。這些問題應怎樣解決呢? 可以假設這是可行的。最近,生態政治在許多主要方向已重新界定。現在,大家越來越明白,起碼在某些工業層面,生態的複雜性、經濟增長和增加就業可以是相輔 相成。知識型經濟的發展是主要的影響。資訊科技的本質是沒有染污的。應用在工業生產就意味開發中國家在發展經濟時,毋須依從工業社會的舊路。 生態問題和處理科技轉變這一更為廣泛的課題有相當大程度的重覆。風險概念和實際情況是新政治的核心。大多數的生態問題實則都是風險評估,而門外漢的民眾就 要倚賴科學家的見解。環境危機和其他風險情息息相關,都需由政治來判斷,例如涉及基因改造的農作物和其他生物科技工程。這些又和健康風險(或好處),甚至財務風險(金融市場和保險業),互有關連。 政府必須關注風險的全部情況。面對生態危機,雖然市場機制可以參予,但不可以單靠市場解決。雖然專家意見是極為重要,但也不可以單靠他們。大多數情況下,專家對風極的程度和如何應付的意見都不一致--基因改造農作物的爭論是典型例子。大多數風險情況都有正負面,有潛在的 效益和害處。對這些困難的問題下結論,大家都要分擔責任。要有科學論証,也要交由公眾辨論。 (十一) 建立一套有責任感的資本主義架構 我們需要建立一套有責任感的資本主義架構:要有新政策來監管企業所帶來影響廣大社區的社會和環境成本,又同時獎勵企業要盡社會義務。 現在美國模式的「股東」資本主義[5]看來正把其他形式的資本主義掃在一旁。只不過是數年前,德國式資本主義或是日本式資本主義[6]曾被高舉為學習的榜樣,現今備受壓力和正在衰落。但這並不是肯定股東資本主義模式必然勝利。社會有巨大的力量正推動對企業行為有更多監管:非政府組織、消費者行動小組和其他監察企業行為的團體崛起,對企業構成制衡,若置之不顧,企業只會自尋煩惱。 政府監管企業不止限於一國範圍,監管也要國際化。舉例來說,稅務庇護這問題就應當是這類合作行動的議程。離岸公司公然漠視社會關注。稅務庇護不但成為無數灰色企業的基地,也被犯罪集團利用;能消滅或嚴加監管肯定會帶來許多好處。 摘自:http://www.self-learning-college.org/uk_puma/uk_puma_giddens.htm |
3 下列有關第三路線之政策主張的敘述何者錯誤? (A)強調積極性的福利體系(B..-阿摩線上測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