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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大學的發展沿革

        世界各文明古國，如中國、希臘、埃及等，都有其傳統的高等教育機構，例如古中國的國子學與太學、古希臘的雅典大學、古埃及研究伊斯蘭法律或神學的大學等，但在歐美大學思潮的衝擊下，這些獨特的高等教育傳統幾乎已蕩然無存，如今，世界各國現代大學，大多沿襲歐洲中古大學傳統，逐漸演變而來，因此，在探討大學之發展沿革，就必須由歐洲中古大學創立、演變之過程著手。

        十一世紀末期開始的十字軍東征（1096-1272）刺激了東西方的文化交流，增進了貿易活動和帶動了都市的繁榮。為了培育人才以配合社會的需要，教會於是興辦了學校（studium），並以三藝（文法、修辭和辯證）為主要的教學內容。在三...

現代大學的發展沿革

        世界各文明古國，如中國、希臘、埃及等，都有其傳統的高等教育機構，例如古中國的國子學與太學、古希臘的雅典大學、古埃及研究伊斯蘭法律或神學的大學等，但在歐美大學思潮的衝擊下，這些獨特的高等教育傳統幾乎已蕩然無存，如今，世界各國現代大學，大多沿襲歐洲中古大學傳統，逐漸演變而來，因此，在探討大學之發展沿革，就必須由歐洲中古大學創立、演變之過程著手。

        十一世紀末期開始的十字軍東征（1096-1272）刺激了東西方的文化交流，增進了貿易活動和帶動了都市的繁榮。為了培育人才以配合社會的需要，教會於是興辦了學校（studium），並以三藝（文法、修辭和辯證）為主要的教學內容。在三藝之外再修習四藝（算數、幾何、天文、音樂），就可成為magister，也就是有資格教導他人的教師（master）。就在教會學校的基礎上，最早的大學逐漸浮現（戴曉霞，2000）。

        中世紀大學既然是在教會學校的基礎上發展而來，其主要的目標在於神職人員的培育。在十一世紀中期，法國各地不少教堂設有附屬學校，教授七藝與聖經，而各附屬學校都有名師以吸引各地的學生前來就讀，其中以聖母院（Notre Dame Cathedral）的亞培拉（Peter Abelard, 1079-1142）最為著名。亞培拉不僅博學多聞、能言善道，精於邏輯、擅長神學與哲學，其所著之《是與否》（Sic et Non），對後世之影響，最為深遠。由於亞培拉之吸引力，聖母院附屬學校成為歐洲各地學者的聚集地，並逐漸由學校（studium）轉變為大學（studium generale）（戴曉霞，2000）。

        中世紀大學才是學術界眾口同聲所共認的大學之母，不只「母大學」（mother universities）懷胎了眾多「子大學」（children universities），且子大學每後來居上，多半變成高等學府園地裡的奇葩，芬芳奪目，花香撲鼻（林玉体，民83年）。中世紀的母大學主要代表是法國的巴黎大學、義大利的波隆尼亞（Bologna）大學以及沙列諾（Salerno）大學。巴黎大學重視神學，波隆尼亞（Bologna）大學以及沙列諾（Salerno）大學則分別強調法學及醫學。儘管大學課程的範圍在十四世紀時已較為寬廣，內容也較初期更加充實，但是基督教的影響還是無所不在，大學的教學內容還是以解釋和論證基督教義作為出發點（黃福壽，1998）。

        牛津大學成立於1167年，是在從巴黎大學遷移回來的學生協助之下，由studium 轉型而成。劍橋大學則是在1209年，牛津大學學生和鎮民衝突後，遷移設立的，在英王及教皇的大力支持下，直到十九世紀新大學設立前，牛津及劍橋在英格蘭稱霸數百年之久。不過，和其他中世紀大學相似，一直到十六世紀中葉之前，牛津和劍橋大學的主要功能還是在培養神職人員（戴曉霞，2000）。

        然而，牛津和劍橋大學培養神職人員的傳統卻在十六世紀宗教革命之後受到嚴重的衝擊，在亨利八世的要求下，牛津和劍橋被迫取消學生人數最多的教會法課程，為彌補損失的學生人數，開始歡迎富有的地主和中產階級的子弟前來就讀，這些學生志不在追求學問，也不想獲得學位，其進大學主要的目的在於學習禮儀與提升文化水準。為了適應新學生的興趣和需求，牛津和劍橋在神職人員的培育外，轉而為菁英階層提供博雅教育（Perkin, 1991）。

        十九世紀以前，大學基本上一直秉持中世紀的傳統，其主要功能在培育神職人員、保存、教授既有的知識、為菁英階層提供博雅教育，然而，1810年成立的柏林大學卻將大學的功能轉向新知識的探索與開發，為現代研究型的大學開創新的典範。1806年拿破崙打敗普魯士軍隊，德國國民士氣低落、國庫乾枯；1808年，洪堡德（Wilhelm von Humboldt）被任命為教育部長，並在1809年向國王提出設立柏林大學的計畫，其主要的內容強調：（1）儘管普魯士戰亂頻繁，但若柏林大學能推崇學術，仍可對所有德與國家的文化產生影響；（2）柏林大學可將現有的學術力量和機構組成一個從事科學研究的有機組合；（3）「大學」此一名稱可以保留，但其實質必須改革，學生可以來自全德國甚至外國........（王晴佳，1997）。

        深受新人文主義的影響，除了強調學術自由之外，柏林大學還強調知識、師生、教學與研究等三面向的統一（Pritchard, 1990）。柏林大學強調研究的新典範很快傳播到德國其他大學，甚至於世界各國也都予以借鏡。二次世界大戰之前，德國科技發達、國力強盛、獨領學術風騷，與重視研究的大學風潮有極密切的關聯。

        二次大戰後，美國政治與經濟勢力日漸龐大，蘇聯解體後，如今已成世界的「獨強」，因此其典章制度成為世界各國檢討與模仿的對象，高等教育是培育高級人才的搖籃，也是國家競爭力之所繫，因此，美國的高等教育制度逐漸成為模仿的對象。美國的居民早期大多來自英國，是以，美國早期的大學大多師法牛津與劍橋大學。十九世紀後，柏林大學興起，柏林大學又成模仿的對象。但因獨特的社會環境與條件，經過長期的發展，美國高等教育逐漸發展出與中古大學與柏林大學不同的模式。這個高等教育的新模式可以用「多元」一詞形容，不論機構、課程及大學的功能方面都打破過去的單一體系，朝多元化的方向發展（戴曉霞，2000）。

        偏重博雅教育的早期美國大學，在獨立戰爭之後，已不再能符合社會及經濟發展的需求，因此，第一批的州立大學，如喬治亞、俄亥俄、田納西、馬利蘭等，紛紛在十八世紀末葉成立，但這些州立大學僅部分的經費來自州政府，董事會的組成與私立學院無異，僅能稱半公半私的大學。而美國真正的第一個州立大學是由傑弗遜總統（Thomas Jefferson）親自規劃，並於1818年正式成立的維吉尼亞大學。維吉尼亞大學董事會由州長任命，經費由州政府提供，大學事務受州議會控制，是美國州辦大學的里程碑（戴曉霞，2000）。

        奠定美國綜合性大學基礎是1882年通過的莫瑞爾法案（Morill Act,1882），本法案規定，每州每位國會議員，可獲得三萬英畝的公有土地或等值的土地券，出售土地所得可用於創設或資助州立大學；聯邦政府在每一州資助一所學院，在不排除科學與古典學科下，開設農業和機械。整體而言，贈地法案擴大了美國公立高等教育的規模，滿足了美國農業及工業迅速發展和人口增加對高等教育的需求。贈地法案對於農業、機械等實用科目的強調，但不排斥科學、古典學科的基本態度，引導了美國高等教育的實用導向，也奠定了美國綜合性大學的基礎（戴曉霞，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