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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自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王國維稱譽二十世紀初的中國學術界有四大發現，其中之一是漢（西元前206-西元220年）晉（265-420）遺簡。

民國十九年，中國和瑞典學者合組的西北科學考察團在甘肅額濟納河沿線調查漢代的烽燧遺址。該年四月廿八日，西北科學考察團團員瑞典考古學家貝格曼（Folke Bergman）在額濟納河下游附近的博羅松治（蒙語義為灰墩），編號P9的漢代塢堡中，發現了346枚簡牘，開啟此後沿河遺址一萬餘漢簡出土的先聲。出土較多的地點還有A8破城子、A32金關、A33地灣、A35大灣。由於這一帶屬漢代張掖郡的居延或肩水縣，出土簡牘被統稱為居延漢簡。

漢代邊塞遺留下來的這些簡牘文書，內容十分豐富。它們直接、生動地記錄了大約從西漢中...

引自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王國維稱譽二十世紀初的中國學術界有四大發現，其中之一是漢（西元前206-西元220年）晉（265-420）遺簡。

民國十九年，中國和瑞典學者合組的西北科學考察團在甘肅額濟納河沿線調查漢代的烽燧遺址。該年四月廿八日，西北科學考察團團員瑞典考古學家貝格曼（Folke Bergman）在額濟納河下游附近的博羅松治（蒙語義為灰墩），編號P9的漢代塢堡中，發現了346枚簡牘，開啟此後沿河遺址一萬餘漢簡出土的先聲。出土較多的地點還有A8破城子、A32金關、A33地灣、A35大灣。由於這一帶屬漢代張掖郡的居延或肩水縣，出土簡牘被統稱為居延漢簡。

漢代邊塞遺留下來的這些簡牘文書，內容十分豐富。它們直接、生動地記錄了大約從西漢中晚期至東漢初，當地軍民在軍事、法律、教育、經濟、信仰以及日常生活各方面活動的情形，為漢代史研究打開了一片新天地。王國維稱譽二十世紀初的中國學術界有四大發現，其中之一是漢（西元前206-西元220年）晉（265-420）遺簡。

民國十九年，中國和瑞典學者合組的西北科學考察團在甘肅額濟納河沿線調查漢代的烽燧遺址。該年四月廿八日，西北科學考察團團員瑞典考古學家貝格曼（Folke Bergman）在額濟納河下游附近的博羅松治（蒙語義為灰墩），編號P9的漢代塢堡中，發現了346枚簡牘，開啟此後沿河遺址一萬餘漢簡出土的先聲。出土較多的地點還有A8破城子、A32金關、A33地灣、A35大灣。由於這一帶屬漢代張掖郡的居延或肩水縣，出土簡牘被統稱為居延漢簡。

漢代邊塞遺留下來的這些簡牘文書，內容十分豐富。它們直接、生動地記錄了大約從西漢中晚期至東漢初，當地軍民在軍事、法律、教育、經濟、信仰以及日常生活各方面活動的情形，為漢代史研究打開了一片新天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