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 依文章內容，宋清最後的結果是：
(A)成為富裕知名的善人
(B)得罪達官貴人而入獄
(C)僅能養活妻子勉強度日
(D)流落市場成為乞丐

宋清的經營思想及其成功實踐，無論在唐時、在當代，都具典範意義。
宋清經營思想的核心內容，是醫藥經營者在為自己謀利的同時，自覺承擔起社會責任，表現為堅持藥品質量優良、一視同仁優質服務、讓利於民與社會救助、在獲得社會廣泛讚譽的同時，實現贏利最大化，體現了中國傳統文化以人為本、和諧相處的核心價值。這種終身堅持的社會責任與經濟效益的統一和最大化，於國於民於己有利，正是宋清成功的秘訣所在，也是古今有良知、有遠見的商人、企業家追求的最高境界。宋清完全可以譽為中國葯業的一位偉大藥商。
這裡絕無要求現代醫藥企業去效法宋清賣葯賒賬不收錢，最後一筆勾銷。因為現代與千年前的宋清時代有了很大不同。但是，當前一些葯業存在的制假販假、不正當競爭、虛高定價、一葯多名抬高葯價的做法，一些游醫藥販打著祖傳絕技、宮廷秘方欺騙患者，是只圖自己牟利，不顧社會責任、甚至不惜違犯國家法律的做法，與宋清精神相差實在太遠。
宋清精神如此高尚，經營如此成功，完全可做葯業楷模，但有人覺得這不真實，認為《宋清傳》是柳宗元謫貶永州后所寫，宋清是他虛構的一個理想人物。這實在不敢苟同。
第一，宋清的經營活動符合葯業實際，不是虛構。
落難中的柳宗元，顯然是受到了別人「炎而附，寒而棄」的對待，他只有用真實的宋清事迹來抨擊這種勢利之交，表明人間還有真愛存在，文章才更有說服力，他的期待也才更強烈、更有信心。同時，柳宗元作為一位嚴肅的文學家、哲學家和政府官員，對宋清的經營活動記述得樸素而詳實，完全符合葯業的實際情況，若無宋清真人真事，是寫不出來的。柳宗元在文中也強調，宋清確有其人其事，我們為什麼不相信呢?
第二，與柳宗元同時代人李肇有相同記載。
李肇在《唐國史補·中卷》記載：「宋清，賣葯於長安西市。朝官出入移貶，清輒賣葯迎送之。貧士請葯，常多折券，人有急難，傾財救之。歲計所入，利亦百倍。長安言：『人有義聲，賣葯宋清。』」[3]說明宋清的重義輕財美名，全長安城都知道，都在傳揚。
李肇也是唐代文學家、政府官員，有貞元間華州參軍等職，著有《翰林志》、《唐國史補》等。《唐國史補》為三卷本筆記，記載唐玄宗開元(713～741年)到唐穆宗長慶(821～824年)百餘年間的史事。作者對內容選擇自述道：「言報應，敘鬼神，征夢卜(問做夢占卜的虛幻之事)，近帷箔(男女韻事)，悉去之;紀事實，探物理(事物道理)，辨疑惑，示勸戒，採風俗，助笑談，則書之(記錄下來)。」與柳宗元一樣，強調了內容的真實性，多為後世所採用。
第三，唐朝的國家政策與輿論環境催生優秀的醫藥人出現。
唐朝初建時，疆域寬廣而人口銳減。唐高祖李淵武德間(618～626年)不足200萬戶，1000萬人口。唐太宗貞觀年間(627～649年)也不足300萬戶，1500萬人口。唐代史學家吳兢在《貞觀政要·納諫》中說：黃河流域「茫茫千里，人煙斷絕，雞犬不聞，道路蕭條」。因而國家缺乏兵員保衛邊疆，社會缺乏勞力恢複發展生產。朝廷除招撫流民外，還鼓勵婚姻生育，地方官按戶口增多進考。史學家杜佑在《通典·選舉三》中記載：州縣戶口增加十分之一，刺史、縣令各進階一等。反之則降階一等。醫藥的富國強兵作用凸顯起來。唐朝政府在中央和州縣擴大醫學教育培養人才，組織醫官調查全國藥材以編修國家本草，改善水陸交通以方便商旅，城鄉醫藥業有了很大發展。
但是此時，一些打著醫藥招牌弄虛作假、詐騙錢財、狂妄自大、唯利是圖的小人也增多起來，以致韓愈說「巫醫之人，君子不齒」(《師說》)，甚至孫思邈都說「朝野士庶，咸恥醫術之名」(《備急千金要方·序》)，社會影響極其惡劣。世人和國家都希望醫藥人有良好的職業道德規範。
以孫思邈為代表的正直醫家，提出了醫藥人員的道德標準：要有同情之心，救濟人類疾苦，不得恃己所長，一心牟利，否則就是不仁不義;服務態度要普同一等，誠信如對自己親人;藥品和醫技都要精良。孫思邈身體力行，產生了很大影響(孫思邈《大醫精誠》)。
唐朝政府也運用法律手段，對不法行為進行打擊。《唐律·詐偽》篇規定：諸醫違方詐療疾病而取財物者，以盜論。懲罰是：不得財，笞五十;得財值絹一尺，杖六十;滿一匹加一等，杖七十;至五匹，徒一年;最高可徒十年併流役。《唐律·雜律》篇規定：商人製造出賣不合規格、質量低劣、數量不足的商品者，各杖六十。法律的巨大威力，也使醫藥人注意規範自己的行為、確保藥品質量。
第四，葯業發展市場競爭激烈，促使新的經營思想產生。
更重要的是，隨著唐代人口經濟恢復、交通改善、醫藥業發展，藥商增多起來。在京城西市的葯市中，不僅有眾多的本地藥商，還有來自國內、國外的大批藥商。大家都集中在葯市的不大範圍內，彼此競爭激烈，促使新的經營思想和新的營銷策略產生。所以，在長安出現宋清其人其事是很自然的。以後類似宋清這樣的醫藥人，歷朝就屢見不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