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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山易改，習性難移？Bourdieu的習性概念及其在教育研究上的相關探討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育學系博士班 

陳珊華

http://www.ed.ntnu.edu.tw/~seph/0325-2.htm

依上述意義，以下再歸納習性的幾個面向，進一步說明習性的內涵與特質：

Bourdieu提及習性是一種性情傾向（disposition）系統，也構成人們知覺、評價、分類、鑑賞和行動的基礎，主導行為的動力和源頭。Bourdieu特別強調這種性情傾向的系統，是後天獲得的，是社會建構的性情。因此，透過習性的導向，行動主體在特定場域裡，會根據自己擁有的資本與設定價值目標，進而發展行動策略。

後天建構的性情傾向，可說深受社會條件所影響，因此對於不同社...

江山易改，習性難移？Bourdieu的習性概念及其在教育研究上的相關探討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育學系博士班 

陳珊華

http://www.ed.ntnu.edu.tw/~seph/0325-2.htm

依上述意義，以下再歸納習性的幾個面向，進一步說明習性的內涵與特質：

Bourdieu提及習性是一種性情傾向（disposition）系統，也構成人們知覺、評價、分類、鑑賞和行動的基礎，主導行為的動力和源頭。Bourdieu特別強調這種性情傾向的系統，是後天獲得的，是社會建構的性情。因此，透過習性的導向，行動主體在特定場域裡，會根據自己擁有的資本與設定價值目標，進而發展行動策略。

後天建構的性情傾向，可說深受社會條件所影響，因此對於不同社經背景的兒童，由於身處不同的家庭環境，形構的性情傾向也隨之差異。性情傾向所構成的系統，雖具有結構般的作用，影響行事風格，但這種性情也非全然無法更動的，行動主體仍具有調節作用。

總之，性情傾向是經由逐步的教誨過程而習得，尤其對於早期的兒童具有相當重要的影響，經過無數的世俗訓練與學習過程，個人將形成一套性情傾向，塑造人的軀體，使之成為第二本性。

這些性情傾向會根深柢固地潛藏在行動主體裡，並於日後的生命過程裡發生作用。

習性是歷史的產物，由此產生個人和集體的行動作為，亦即從歷史的觀點，其理論基模是由過去衍生過來的，確保過去經驗活動的存在，存放在知覺基模形式的組織體系中。

Bourdieu是將習性當成認知的基模，具有分類架構的功能。日常生活裡，行動者進行認知活動，就像解碼作用般，會依據自身的性情傾向，對事物進行分類、判斷。是故，習性成為分類的基礎，對於他人的言行進行辨識、歸併、分類或排拒之用。習性讓人區分好壞、善惡、優雅及粗俗等，當然，這些區分因人而異。比如說同一舉止行為，有人覺得高尚，有人覺得傲慢自大，有人甚至覺得庸俗不堪（Bourdieu, 1998）。而性別習性所形成的分類架構，可能表現在對於行為標準的要求認定不同，例如某些情況認為是允許男生可以如此作為，但是女生卻是不能如此作為，否則會遭致社會性的譴責。

是故，行動主體處於不同的社會條件之下，建構的性情傾向也隨之差異，影響立身處事，看待外界事物、審視自身條件的判斷。是故，習性的塑造與形成，也可說是歷史的產物，來自於社會制度，又寓居於身體內（Bourdieu & Wacquant, 1998: 171）。因此，行動作為的表現，一方面呈現過往的經驗，同時也在於確保往後行事表現的正確性以及可靠性。

總之，習性是由一系列的分類架構與價值判斷所組成，Bourdieu認為這些比意識或是語言更根本。雖說每個習性都是在歷史或是某些社會條件下產生，人會有新的形式與行為出現，但出現的行為內容，通常是有跡可尋 （Jary & Jary,  2000）。

對於Bourdieu而言，習性有兩層意思，「結構」與「行動主體的作為」（Bourdieu, 1977）。「被結構化的結構」，這種客觀性的結構，與家庭的階級文化相關，對於兒童而言，和其從小的家庭成長背景與同儕團體社會化的特殊經驗有關，因此成為形塑行動認知與判斷的基模（Swartz, 1997）；「結構中的結構」則近似於「性情傾向」的概念，所指的是一種存在的方式，一種身體的慣態，特別是指一種趨向、傾向、素質、偏好。

由於習性具有「被結構化的結構」之特質，可見得行動主體相當程度受到社會軌跡的影響；也由於習性具有「結構中的結構」之特質，可知結構不會就此固定，行動者還是有可能將新的生活經驗融入舊有的習性結構中，改變習性的結構。

基於習性的存在，因此一連串符合灌輸教育，以及符合客觀規則的態度行為，都變得可能。習性使行動主體的內在的思想、認知外在化的表現在行動上，甚至經過時間累積，外在化社會世界也逐步深植於行動主體的思想、認知中。

習性是個極為有力的概念，Bourdieu據此，發展出一種獨具特色的結構理論，此一理論的特點，在於敏銳地把握各種結構理論總是舉棋不定的難題：在結構形塑過程的約束力下，行動主體的能動作用如何存在，並發揮作用？

總之，習性不斷的進行「內在外在化」與「外在內在化」聚合作用，連結行動主體與社會結構。只是行動主體的自發創見，通常也是有跡可判，反應個人所處的社會條件。因此行動主體能在結構之下發揮作用，雖存有自主性，但並非是全然自主的。

習性是一種持久的系統，具可轉換的特質，也是一種結構化的結構功能，這些原則衍生在行動作為和描述上。因此，行動者會根據不同的經驗，調適、影響習性結構，並與過去經驗相契合，經知覺而產生領悟與行動，促使無窮多樣性成就完成的可能（DiMaggio, 1984: 1464）。此外，習性亦具有抵禦危機及衝擊的能力。

雖然習性有其慣性，也就是即具有惰性（hysteresis），不會隨意更換改變，雖說如此，習性確實具有自我調整、自我運作和自我創造的作用。因此，人在新的條件下，能夠不斷更新；習性是處於開放的系統，當碰到新的經驗，除了不斷地受其影響，也會因這些經驗的累積與運用，而重新創造新的生活經驗。

總之，習性是持久的，但不是不變的 （Bonnewitz, 2002: 117）。習性具有保障自身恆定性的自然傾向，具有對抗環境變化、施壓的自衛性能力；習性是自我穩定，以及維持此穩定性所必須的一切手段和條件。

習性是一種過去生活經驗的累積，影響人的興趣、動機、抱負，進而影響人的視野，與個人的立身處事的世界觀。因此，Bourdieu認為習性的功能在於作為認知、理解、行動的基礎模型。

Jenkins（1992）提過，Bourdieu的這種習性是來自於客觀機會的內化結果，受到早期經驗的影響，行動者所做的決策有時是一種習性的反應，可能是某種情境之下的選擇，而非自主的過程。習性的作用有時是無意識，實行邏輯並非理性行動的取向，亦即，行動主體的行事所為，不是每件事都經過理性深思熟慮。雖然人的實行邏輯裡，也帶有追求功利極大化的色彩，但畢竟有些言談作為、舉手投足，經由習性的不全然無意識使然，使得Bourdieu與理性行動論劃隔出必要的距離。

總而言之，習性亦是特定歷史條件下的產物，個人無意識內化社會結構影響的結果；習性是一個在意識與無意識、身體與結構之間游移的暫時形成結構，透過習性，實際的實作活動被生產出來，同時生產出所依循的法則。

Bourdieu（1990a）提及，習性是相同歷史的整合，因此相同階級的人，他們有相同的經驗，他們的實踐活動是一致和諧的，因為在互動中，他們會調適自己的行為，使之符合階級的標準，也就是所謂的「階級習性」。

習性雖是一種統合實踐的法則，更重要的是這並非個人的現象，而是一種規範群我互動的機制（Bourdieu, 1990a）。因此，習性可構自於家庭、團體與階級，透過相同的物質環境促成某些行為規範（Garnham & Williams, 1986）。是以，Bourdieu（1990a: 58-59）認為可以透過習性來定義階級，因為同一階級的每個成員，較之於其他階層的成員，更能處身自若於同屬階級成員所面臨的環境。各自顯示特殊的標誌和風格，個人習性的相互區別，呈現社會經歷的軌跡之特殊性。

個人習性與階級習性之關係密切，由個人的習性，可探究其階級的歸屬。因此，Bourdieu（1984）闡述不同社會階級如宰制階級、小資產階級、以及勞工階級之特點，生活品味與風格，這些生活實踐的結果，除了展現個人的習性所為，也充分反映出與階級習性之關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