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論題

冷戰終結後，哈佛大學教授杭亭頓(Samuel Huntington, 1927-2008)曾出版《文明的衝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 and the Remaking of World Order, 1996)一書，提出「文明衝突論」(theclash of civilization)的觀點，預言21世紀將為文明衝突的世紀。杭亭頓認為，在全球化的驅動下，一個以文明為基礎的新世界正在形成，擁有相似文明的人民與國家會聚集起來，對抗其他的文明，這種文明之間的對抗，將取代傳統主權國家或者意識型態的對立，成為21世紀國內衝突以及國際衝突的來源。

2001年美國九一一事件跨國恐怖主義的爆發，以及隨之而起的反恐戰爭，凸顯了杭亭頓的洞見，但也受到其他不同觀點的批判，以下分別論述之：

(一)文明衝突論

文明衝突論認為，在當前後冷戰世界，人類社會的衝突基本上不再是意識型態間之間的對立，而是文明之間的對立。依據杭亭頓的觀點，當前浮現出來的「不同文明所構成的世界」包括了九大文明：分別是西方文明、中華文明、日本文明、印度文明、伊斯蘭文明、佛教文明、非洲文明、拉丁美洲文明與東正教文明。文明衝突論的核心假設是，人類日益強化的文化歸屬感，將導致緊張與衝突，這是因為不同文明之間是不可共量的(incommensurate)，亦即不同文明各自建立迥然不同的價值與意義體系。杭亭頓認為，文明衝突在「微觀」和「巨觀」層次都可能發生，微觀層次的衝突將發生在不同文明之間的「斷層線」(fault line)，即不同人種的交錯地帶，這些地帶的衝突很可能導致戰爭，就此意義而言，不同文明猶如不同的「板塊」(tectonic plate)，在脆弱處會與其他文明發生碰撞與摩擦；在巨觀層次上，衝突將會發生在一整個文明與另一整個文明之間，這種衝突很可能是由不同文明各自的「核心」國家所發動。

在1990年代，當國際政治受到前南斯拉夫、盧安達與其他世界各地的族群衝突與暴動所搖撼時，文明衝突的觀點日益受到關注，而在2001年九一一恐怖攻擊後，文明衝突論的影響力達到高峰。文明衝突論至此廣被作為當代世界秩序變化的解釋觀點，而全球性的恐怖主義則被視為伊斯蘭文明與西方文明之間衝突的徵候。從文明衝突論的觀點而言，武裝伊斯蘭的起源乃是伊斯蘭價值觀，與崇尚自由民主的西方價值觀之間的不相容。武裝伊斯蘭認為「無神」(godless)的西方世界與西方價值觀是腐敗的，而美國等地區的新保守主義者則認為，伊斯蘭主義在本質上具有極權色彩，因為伊斯蘭認為不僅是個人道德，連社會與政治生活也應遵循伊斯蘭的價值觀。

(二)對文明衝突論的批判

然而，文明衝突論的觀點也遭受到嚴厲的批評，歸納其要者，主要有三：

(1)文明是複雜且各自不同的。杭亭頓對於文明的見解，其實是過度簡化，他將文明視為鐵板一塊不會改變，而且狹隘的解釋文明與不變的傳統習俗、價值觀以及文化理解之間的關係。事實上，文明並非一個同質且整體的集合體，相反地，文明是一個複雜、各自不同、分裂且備受外來因素所影響，而文明之間也會交互作用。

(2)文明之間和諧與和平共存。文明的差異不一定會與政治對立有關，而文明之間相似也並不保證和平穩定，大部分的戰爭都是相同文明的國家所引發，同時文明之間的衝突，並非起因於人們「天生」對不同文明的反感或敵視，更多是源自於政治和社會因素，特別是權力或財富分配問題。

(3)文明有同質化的趨勢。文明衝突論觀點，忽略了全球化力量已經消弭世界各地許多文化上的差異。特別是，當今國家之間的經濟互賴以及整合趨勢，確實與日俱增，至少任何可能造成文明分裂對立的發展，都能取得平衡與消弭。

然而，在考量廿一世紀全球新秩序的發展上，文明衝突論確實點出全球政治上重要的發展趨勢。事實上，杭亭頓的理論比起批評者所想像的更具彈性，也更精密，杭亭頓認為未來的全球戰爭，不太可能是在世界主要文明的「核心」國家間爆發；其次，全球文明之間的衝突與文明之間的權力平衡移轉改變有關；最後，杭亭頓也認為文明之間的衝突可以透過政治干預加以管理或避免，例如他警告西方國家避免追求推動其他國家民主化，因為這很可能點燃非西方文化的戰火，甚至導致它們形成反西方聯盟加以抵抗。

來源:高上高普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