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
於某深夜，A 開車撞倒其仇人 B，B 受到重傷，但地處偏僻，其後也找不到 B 的人或屍體，B 就從人間蒸發。A 辯稱，車禍發生後，其即離開，並不知為何 B 竟然失蹤。檢察官 C 取得 A 車的撞擊跡證，尚存有疑似 B 的人體組織，經 DNA 比對為 B，亦有街友 D 作證，但並不是很肯定地稱述，曾於該深夜看到身形酷似 A 者，到河邊，丟疑似「屍體」之布袋，但打撈並無所獲，A 辯稱他從未到河邊，亦不可能丟物入河，應屬 D 看錯。然 A 通不過測謊。
檢察官 C 因而起訴 A 故意殺人罪；而法院也認為本案雖然沒有被害人 B 的「屍體」，但以車子撞擊程度，被害人 B 必死無疑，認為有「超越合理懷疑」，而判 A 殺人既遂罪。試問法官在證據法則及審判程序思維，與檢察官偵查程序的中心思維，是否有何差異？至於在本案之證據能力與證據證明力存有何不同？刑事訴訟法第 155 第 1 項「證據之證明力，由法院本於確信自由判斷。但不得違背經驗法則及論理法則。」，此即自由心證主義，其不得違背經驗法則，應如何界定？(3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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