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人丙見狀, 為化解此項衝突與尷尬, 丙便撿起來該錢, 交給甲, 認為他已經化解危機。殊不知甲、乙並不甘休, 均覺得對方無理, 甚至應該是犯罪行為, 而向刑事偵查機關告訴, 試問警察、檢察官受理後, 對於本案的刑事訴訟之詢 (訊) 問, 即對於被告之陳述, 應注意哪些程序規定, 及若有被告之自白, 即「供述證據」時, 其證據能力與證據證明力, 各應如何認定? 至於甲的行車紀錄器與街道的監視器, 在刑事證據法上, 又有何其證據的效力? 假如被告均不為自白, 且無任何行車紀錄器與街道的監視器存在時, 而只有路人丙作證, 檢察官即以丙之證言, 及各該告訴人的筆錄, 就分別起訴甲、乙。而在刑事審判中, 甲乙雙方均否認各自有犯罪行為時, 即只有檢察官起訴的證據, 試問法官的證據證明, 可否以「超越合理的懷疑」, 而為有罪判決的基礎? (本題占 50 分)

本案審判中, 上開策劃情節逐漸曝光, 到庭檢察官遂主張依照最高法院採納的主觀說, 本案被告 B 原已有犯意, 無礙犯罪之成立。辯護人則主張此乃國家之犯罪挑唆, 無論依主觀說或客觀說, 皆不能成立犯罪。試從實務與學說分析: 檢辯雙方之主張, 有無理由? 本案法院應如何審判, 始為合法? (本題占 50 分)

「本案第一審法院依上訴人（按：被告）之聲請傳訊證人乙，乙雖未到庭，但於九十九年八月二日第一審審理時，撥長途電話至法庭，由法官（審判長）接聽，並在電話中回答法官之訊問，既當庭以電話問答，法官亦已親自訊問調查，難謂未依法踐行調查程序，原審採是日審判筆錄內所載電話通話之內容，認係證人乙在第一審之證述，而為上訴人不利認定之基礎，要難指為違法。」

(二)

「本件上訴人（按：強盜案件被告）於原審聲請傳喚當時已在澎湖監獄服刑之共犯丙，經原審以增益訴訟效率並避免人犯提解勞費之理由，裁定以『視訊』方式進行對質詰問，此純屬審判長訴訟指揮權行使範圍，難指違法。況刑事訴訟法第一百七十七條第二項規定之『視訊法庭』，即屬於『審判法庭』之延伸，利用遠距視訊踐行交互詰問，不能謂非當庭詰問。又利用遠距視訊踐行交互詰問時，行詰問人與受詰問人之語音、表情或態度均能透過電子設備完全呈現，與法庭審判現場無異，自難認足以影響反詰問權之正當行使。」

(三)

「上訴人（按：性侵害案件被告）在原審雖曾聲請傳喚被害證人 A 女到庭詰問，惟 A 女於偵查中已曾由社工員陪同至地檢署受訊，歷歷指述上訴人犯案過程，原審遂認為無重複陳述之必要而予駁回聲請。且原審理由亦說明，縱上訴人及其辯護人自偵查階段迄今，未曾當庭與 A 女對質、詰問，惟 A 女現為國中學生身分，出庭唯恐耽誤課業，且本案事證已為明確，因認無再行傳喚或採取其他隔離方式訊問、詰問之必要等由，依上說明，自屬原審就個別案情之審酌結果，其裁量經核並無違比例原則。上訴意旨漫指 A 女未到庭，剝奪上訴人詰問權，有未盡調查證據之違法云云，容有誤會，自非適法之第三審上訴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