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商周的時候，詩歌就已用作諷諫的工具，所以有「瞽獻詩」的記載；也許是我們的老祖宗早已知道了「學音樂的孩子不會變壞」的道理，所以孔子主張詩教，在「多識草木鳥獸之名」以外，達到調理性情的目的，使讀詩的人，能有溫柔敦厚的情操；唐太宗欲以詩興教，於是考試時以詩取士；王陽明主張教兒童讀詩，發洩過多的精力，把詩歌看成 最有功效的教育項目。而最使人驚奇的，詩歌是周代外交官的外交教材和「工具」，故 孔子云：「不學詩，無以言。」班固解釋得最清楚：「降及春秋，諸侯卿大夫，交接鄰國，當揖讓之時，必稱詩以論其志。」引詩賦詩，竟然有現代白皮書或備忘錄的效用，這種 外交上的風雅盛事，真是後無來者。(杜松柏〈學詩—六片七片八九片，飛入梅花都不見〉節選)

我們習慣了從我們的高度看世界，卻極少抬起頭來，注意到樹梢附近，那些僅僅三、四公分的華麗寶石。……人可以將蝶視為作物、獵物、研究物，人也可以將蝶當作朋友、愛侶、或陌生人，人也可以以觀賞的姿態，將蝶看作玩賞物。這些角色時常混雜，有時 甚且共存而矛盾，因此充滿辯證。我結識蝴蝶時，蝴蝶並不知道我的機心，不知道我將以什麼角度、什麼手段去接近他們。這個選擇權在我們，在所有嘗試去接近自然生命的 朋友們身上。(吳明益《迷蝶誌．自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