馮琢菴道：「先生是浙江選家。尊選有好幾部弟都是見過的」。匡超人道：「我的文名也夠了。自從那年到杭州，至今五六年，考卷、墨卷、房書、行書、名家的稿子，還有《四書講書》、《五經講書》、《古文選本》──家裏有個帳，共是九十五本。弟選的文章，每一回出，書店定要賣掉一萬部。山東、山西、河南、陝西、北直的客人，都爭著買，只愁買不到手。還有個拙稿是前年刻的，而今已經翻刻過三副板。不瞞二位先生說，此五省讀書的人，家家隆重的是小弟；都在書案上，香火蠟燭，供著『先儒匡子之神位』。」牛布衣笑道：「先生，你此言誤矣！所謂『先儒』者，乃已經去世之儒者；今先生尚在，何得如此稱呼？」匡超人紅著臉道：「不然！所謂『先儒』者，乃先生之謂也！」牛布衣見他如此說，也不和他辯。馮琢菴又問道：「操選政的還有一位馬純上，選手何如？」匡超人道：「這也是弟的好友。這馬純兄理法有餘，才氣不足；所以他的選本也不甚行。選本總以行為主；若是不行，書店就要賠本。惟有小弟的選本，外國都有的！」彼此談著。過了數日，不覺已到揚州。（吳敬梓《儒林外史》第二十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