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目前公共收藏的記錄而言，中國各大博物館的古琴收藏總量不過百餘，其中唐宋名琴 僅二十幾具。唐琴至今已經罕見，如北京故宮博物院藏有名器「九霄環佩」和「大聖遺音」。 鑑賞家王世襄也曾提到「枯木龍吟」琴，本是古琴家汪孟舒舊藏，文革時他怕紅衛兵來家中 打砸，便將琴送給中國藝術研究院音樂研究所收藏，目前為該校最珍貴的唐琴之一。

       大清入主中原後，朝鮮使者眼前的中國呈現不一樣的風景。儘管絕大部分的朝鮮知識人 不諳漢語會話，但皆能書寫漢字，且歌且賦。不倚仗朝鮮翻譯官，朝鮮使者亦能透過筆談的 方式，與中國官員交流。更遑論本就以漢字撰寫的官方文書，對朝鮮燕行使完全不是問題。 然而這種模式不適用與旗人的交往，對朝鮮方面而言，清書、清語尚是陌生的存在。 

       「滿洲氣息」之濃厚，不僅見諸燕行沿路的碑刻、匾額，以及朝貢程序的官方文書，朝鮮使者寓居北京後、在紫禁城進謁期間，更是處處皆然。朝鮮使臣對於此類「滿洲元素」自有見解，尤其滿洲人以異族入中國，卻仍保持舊有習俗，維持滿洲之道，有違「入中國則中國之」 的變通處置。朝鮮使臣意識到，清書、清語也是提防不解滿洲語文者的利器。在 1778 年，朝鮮最高行政首長領議政金尚喆曾與朝鮮正祖有過一次談話，當時對話全圍繞著使行事務。朝鮮正祖問道：「清學緊於漢學耶？」儘管金尚喆表示：「通語之際，漢學為主。彼人酬酢，皆用漢語矣」，但是在旁的徐命善提醒道：「聞彼人於酬酢要緊處，皆用清語云」。 

        徐命善的發言引領吾人從另一個面向審視「滿洲語文」對朝鮮的意義。1783 年奉使瀋陽 的李田秀就曾表示：「清人生長中國者，自兒時皆以漢語成習，而國法為其不忘本俗，故自皇 帝以下，無不學清語。至於奏御之文，接翻清而進之。宣表之類，亦翻清而讀之。我人在側之 時，如有機密不欲泄者，則又皆以清語相話。」 

        同樣的情況出現在軍事機密方面。乾隆皇帝曾幾次提醒滿洲將領，應以滿文撰寫奏摺。 顯然不論是朝堂上的討論，或事涉軍機的情報，清朝官方有意識地利用滿洲語文，一定程度 起到保密防諜的效果。(改寫自吳政緯〈論燕行文獻的特性與價值──以清書、清語與滿漢關 係為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