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商周的時候，詩歌就已用作諷諫的工具，所以有「瞽獻詩」的記載；也許是我們的老祖宗早已知道了「學音樂的孩子不會變壞」的道理，所以孔子主張詩教，在「多識草木鳥獸之名」以外，達到調理性情的目的，使讀詩的人，能有溫柔敦厚的情操；唐太宗欲以詩興教，於是考試時以詩取士；王陽明主張教兒童讀詩，發洩過多的精力，把詩歌看成 最有功效的教育項目。而最使人驚奇的，詩歌是周代外交官的外交教材和「工具」，故 孔子云：「不學詩，無以言。」班固解釋得最清楚：「降及春秋，諸侯卿大夫，交接鄰國，當揖讓之時，必稱詩以論其志。」引詩賦詩，竟然有現代白皮書或備忘錄的效用，這種 外交上的風雅盛事，真是後無來者。(杜松柏〈學詩—六片七片八九片，飛入梅花都不見〉節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