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之於沈從文筆下的湘西河邊由吊腳樓組成的小鎮，江南小鎮少了那種渾樸奇險，多了一點暢達平穩。 它們的前邊沒有險灘，後邊沒有荒漠，因此雖然幽僻卻談不上什麼氣勢；它們大多很有一些年代了，但始終 比較滋潤的生活方式並沒有讓它們保留下多少廢墟和遺跡，因此也聽不出多少歷史的浩嘆；它們當然有過升 沉榮辱，但實在也未曾擺出過太堂皇的場面，因此也不容易產生類似於朱雀橋、烏衣巷的滄桑之慨。總之， 它們的歷史路程和現實風貌都顯得平實而耐久，狹窄而悠長，就像經緯著它們的條條石板街道。

     堂皇轉眼凋零，喧騰是短命的別名。想來想去，沒有比江南小鎮更足以成為一種淡泊而安定的生活表 徵了。中國文人中很有一批人在入世受挫之後逃於佛、道，但真正投身寺廟道觀的並不太多，而結廬荒山、 獨釣寒江畢竟會帶來基本生活上的一系列麻煩。「大隱隱於市」，最佳的隱潛方式莫過於躲在江南小鎮之中 了。與顯赫對峙的是常態，與官場對峙的是平民，比山林間的蓑草茂樹更有隱蔽力的是消失在某個小鎮的平 民百姓的常態生活中。山林間的隱蔽還保留和標榜著一種孤傲，而孤傲的隱蔽終究是不誠懇的；小鎮街市間 的隱蔽不僅不必故意的折磨和摧殘生命，反而可以把日子過得十分舒適，讓生命熨貼在既清靜又方便的角 落，幾乎能夠把自身由外到裡溶化掉，因此也就成了隱蔽的最高形態。說隱蔽也許過於狹隘了，反正在我心 目中，小橋流水人家，蓴鱸之思，都是一種宗教性的人生哲學的生態意象。（節錄自余秋雨〈江南小鎮〉）

第一篇: 馬二先生道：「……舉業二字，是從古及今人人必要做的。就如孔子生在春秋時候，那時用『言揚行舉』 做官，故孔子只講得個『言寡尤，行寡悔，祿在其中』，這便是孔子的舉業。講到戰國時，以遊說做官；所 以孟子歷說齊、梁，這便是孟子的舉業。到漢朝，用賢良方正開科；所以公孫弘、董仲舒舉賢良方正，這便 是漢人的舉業。到唐朝用詩賦取士，他們若講孔孟的話，就沒有官做了；所以唐人都會做幾句詩，這便是唐 人的舉業。到宋朝又好了，都用的是些理學的人做官；所以程朱就講理學，這便是宋人的舉業。到本朝用文 章取士，這是極好的法則。就是夫子在而今，也要念文章、做舉業，斷不講那『言寡尤，行寡悔』的話。何 也？就日日講究『言寡尤，行寡悔』，那個給你官做？孔子的道也就不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