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把繪畫分為「言談繪畫」與「形象繪畫」，擅用符號學的理論詮釋作品的美術史學者是：
(A)布萊遜（N. Bryson）
(B)羅蘭巴特（R. Barthes）
(C)沃夫林（H. Wölfflin）
(D)潘諾夫斯基（E. Panofsky）

威廉·諾曼·布萊森（William Norman Bryson）（1949年出生）是一位美國藝術史學家，他撰寫了幾部在20世紀80年代和90年代特別有影響力的主要作品，其中包括文學和圖像：法國繪畫 AncienRégime（1983），Vision and Painting：The Logic of the Gaze（1986），以及傳統與慾望：從大衛到德拉克魯瓦（1987）。在哈佛大學美術系擔任全職教授。

布萊森的「符號學與視覺詮釋」

布萊森在＜符號學與視覺詮釋＞ 一文中，提出視覺符號學的觀點，也就是將繪畫視為符號的活動：繪畫展現論述（discourse）的生成，透過繪畫，我們可以看到社會形構的權力運作之展示。繪畫直接參與社會符號的流動與交換的場。透過圖像本身，透過符號的物質性，我們便可以看到論述的脈絡。

布萊森也強調，繪畫符號不是模擬我們的視覺經驗，而是投射，是源自於創作產生的原初環境的符號投射。此生產的原初環境包括政治、軍事、醫療、宗教、經濟、性、教育、知識系統等歷史環境。因此，我們若要了解繪畫符號如何自其歷史環境中產生，便可以了解此符號在畫作中如何被運用。

The Gaze and the Glance

Bryson提出觀看繪畫的符號需從時間、空間、身體的因素考慮，包含了幾種敘事層面。

注視（Gaze）從regard的概念延伸，是一再的持續去看，具有暴力性的穿刺、滲透的看。觀者的身體消失到一點，並從時間、空間抽離，從一永恆的觀看點捕捉流動的現象。注視會藉以各種觀看技巧完成。注視是圖像構成的證據，也是各種風格、派別構成的過程。

• Bryson的符號學觀看方法

將繪畫作為符號系統，Bryson認為的符號是在文本中的時間、空間面向裡自由地移動，而文本或繪畫的結構由符號的散播方式決定，其意義從詮釋者得來，也就是說符號意義來自其環境文化的植入，或是本身的反射。若要寫藝術的文章便從文獻與詮釋兩方面的要求著手。文獻方面要從所有文化範疇的複雜互動去瞭解，包括：現實生活中的科學、宗教、學術、階級、政治、性別…等。而詮釋方面則機符號置於歷史的考慮中，從「當時」與「現在」來詮釋，不過「當時」的歷史也是基於現在的說法，並且要持續地詮釋。因此，所有的詮釋是在特定歷史之中、某種生活形式以及詮釋的機制之下進行。事實上，當我們在進行詮釋的時候已經這麼做了。

10.當代藝術史學家潘諾夫斯基(E.Panofsky)曾經描述他在美國所見第二次大戰前後的產品設計，有感而發「廚房中的食物處理機，都被設計成彷彿正要送進風洞測試速度」，這是哪一種設計流派所作的描述？

廉·諾曼·布萊森（William Norman Bryson）

視覺符號學，注視，言談繪畫&形象繪畫

羅蘭巴特  作者之死編輯

依賴作者的身份，他的政治觀點，他所處時代的歷史背景，他的宗教信仰，種族，道德觀念，精神分析或者是其他的傳記之類來理解，解讀一部作品。巴特認為這種批評雖然帶有梳理性也可信，但是絕對是有不可忽視的瑕疵的。這種做法等於「賦予文本一個作者」，並且導致「對文本強加限定」。因此，讀者有必要講將文本與作者剝離以此來逃避暴力解讀。

所有文本都有很多層次和意義。巴特認為文本和織物是有相似之處的，他認為「文本就是引用的編織」，是從「無數文化與個人經驗中心」而來的。而文本的本質意義是什麼，完全是由讀者的印象決定的，這與作家的「激情」或者「品味」無關。也就是說，一個文本是在讀者那裡獲得統一的。每一部作品都在被閱讀的「此刻」被重寫，因為原著的意義本來就存在於語言本身和讀者的印象與理解中。

巴特認為傳統的批評存在一個特別令人鬱悶的問題：我們怎麼精確探尋到作者真正的意圖呢？答案根本就是「不可能的」。舉例：巴爾扎克的《薩拉辛》講一個男人誤把一被個閹割的男歌手當成了女人並且愛上了「她」，在文中這個人物愛上的是「她」的女性氣質。巴特向他的讀者提出了問題：「這是巴爾扎克有意將女性氣質搬入文學作品嗎？還是這是一種普遍的智慧？或者是浪漫主義的精神分析？……我們永遠也不可能知道了」。寫作這種「摧毀每一種聲音」的東西挑戰了每一種單一的闡釋或者視角。

超現實主義運動中藉助「自動書寫」（automatic writing）去表達「頭腦意識不到的」東西；語言學領域也有「一切闡釋都是無意義的」。巴特的這篇文章就是分離「權威與作者有必然聯繫」這種想法的說明。也是前面兩種觀點的延伸。讀者不去發掘「單純的『理論上』的意義（作者作為上帝所要傳達的信息）」，而是在多維的空間中去認識寫作並非被「解釋」，而是被「解開」。「不需要去設定一個『秘密』或者說終極意義，而是給反理論行為鬆綁，這種反理論行為就是拒絕意義的，也藉由此拒絕了『上帝』和他的那些本質——緣由，科學還有法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