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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端禮是元代著名的學者、詩人和教育家，學宗朱熹。他所著的《程氏家塾讀書分年日程》，是元代一部專門論述家塾教學程序的專著，史稱“讀書工程”或“進學規程”。元代國子監曾將它頒示各郡、縣，下發到各類學校，明代諸儒學者亦將它奉為準繩，清代曾多次刊印此書以資廣泛流傳，對我國封建社會末期的家塾、書院和學校教育產生過較大的影響。

　　1.生平及其教育活動

　　程端禮（1271—1345年），字敬叔、敬禮，人稱畏齋先生。元慶元鄞縣（今浙江省寧波市）人。他年幼時穎悟純篤，稍長即通《六經》大義。他曾師從理學大師史蒙卿，“色莊而氣夷，善誘學者，使之日改夜化。而其弟端學，剛明動，有師法，學者鹹嚴憚之，人以比河南兩程氏雲。”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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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端禮是元代著名的學者、詩人和教育家，學宗朱熹。他所著的《程氏家塾讀書分年日程》，是元代一部專門論述家塾教學程序的專著，史稱“讀書工程”或“進學規程”。元代國子監曾將它頒示各郡、縣，下發到各類學校，明代諸儒學者亦將它奉為準繩，清代曾多次刊印此書以資廣泛流傳，對我國封建社會末期的家塾、書院和學校教育產生過較大的影響。

　　1.生平及其教育活動

　　程端禮（1271—1345年），字敬叔、敬禮，人稱畏齋先生。元慶元鄞縣（今浙江省寧波市）人。他年幼時穎悟純篤，稍長即通《六經》大義。他曾師從理學大師史蒙卿，“色莊而氣夷，善誘學者，使之日改夜化。而其弟端學，剛明動，有師法，學者鹹嚴憚之，人以比河南兩程氏雲。” ①

　　自南宋末年以來，在江浙一帶，大都崇尚陸九淵之學，而朱熹之學不行，“端禮獨從史蒙卿遊，以傳朱氏明體達用之指，學者及門甚眾。”②從元世祖至元年間到元仁宗延祐年間，程端禮先後任廣德建平縣（今安徽省郎溪縣）、池州建德縣（今浙江省建德縣）儒學教諭，臺州路（今浙江省臨海）、衢州路（今浙江省衢縣）儒學教授及稼軒、江東書院山長等，畢生從事教育工作。卒年七十五。其著作有《程氏家塾讀書分年日程》和《畏齋集》六卷，《四庫全書》均收錄。

　　2.《程氏家塾讀書分年日程》的主要內容

　　程端禮針對當時學校教育的弊端，總結自己長期的教學實踐經驗和吸收他人的教學經驗，撰寫了《程氏家塾讀書分年日程》一書。

　　在此書自序裏，程端禮談到當時私塾、書院和學校教育教學上的主要弊端是：“今父兄之愛其子弟，非不知教，要其有成，十不能二三，此豈特子弟與其師之過？為父兄者，自無一定可久之見，曾未讀書明理，遽使之學文。為師者，雖明知其未可，亦欲以文墨自見，不免於阿意曲徇，失序無本，欲速不達。不特文不足以為文，而書無一精熟，坐失歲月，悔則已老。且始學既差，先入為主，終身陷於務外，為人而不自知，弊宜然也。”

　　他認為教學如果僅僅是為了應付科舉，以此踏進仕途，難免求之過急，“失序無本，欲速不達”，以致造成經不能治、理不能明、治道不能通、制度不能考、歷史不知曉、作文詞不達意的不良後果，使學者身心無所得且無益於國家，導致教學的失敗。為了匡救這一時弊，程端禮認為只有在教學過程中堅持由少到多、由淺入深、循序漸進的原則，也就是要遵循教學的規律，註重教學的程序，才能“已得不忘而能日增，玩索精熟而心與理相浹，靜存動察而身與道為一，德形於言辭而法可傳於後”，“使理學與舉業畢貫於一”，達到預期的目的。

　　程端禮學宗朱熹，以闡揚理學為己任，因而他以理學教育的精神貫穿於《日程》的全書。在《日程》的卷首，抄錄朱熹的《白鹿洞書院教條》作為全書的綱領，這就是：“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作者提出的為學之序是：“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修養之要是：“言忠信，行篤敬，懲忿窒欲，遷善改過”；處事之要是：“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接物主要是：“己所不欲，勿施於人；行有不得，反求諸己”。然後，抄錄有關的學規、學則，諸如要求學生在學時，必嚴朔望之儀，謹晨昏之令，居處必恭，步立必正，視聽必端，言語必謹，容貌必莊，衣冠必整，飲食必節，出入必省，讀書必專一，寫字必楷敬，幾案必整齊，堂室必潔凈，相呼必以齒，接見必有定等。

　　全書共分為三卷。

　　第一卷依據朱熹的讀書方法六條：“居敬持誌，循序漸進，熟讀精思，虛心涵..，切己體察，著緊用力。”規定不同年齡階段的教學內容和學習程序，並作詳細說明。

　　學童 8歲未入學之前，讀程逢源增廣的《性理字訓》，以此代世俗的《蒙求》、《千字文》，每日規定讀三、五段；並將朱熹擬定的《童子須知》貼於壁上，讓學童在飯後記說一段。

　　學童自 8歲入學以後，至 15歲以前，先讀《小學》一書的正文。“此朱子苦口教人之語。隨日力、性資，自一二百字，漸增至六七百字。日永年長，可近千字而已。每大段內，必分作細段，每細段，必看讀百遍，倍讀百遍，又通倍讀二三十遍。後凡讀經書仿此。”以後，指導學生依次學習《大學》、《論語》、《孟子》、《中庸》、《孝經》、《易》、《書》、《詩》、《儀禮》、《禮記》、《周禮》、《春秋》並《三傳》的正文。同時，指導學生影寫智永千文楷字，止令影寫，先不自寫，由少到多，掌握要領，心領神會，永不走樣。如要考字，還要閱讀《說文》、《字林》、《六書略》、《切韻指掌圖》、《正始音》、《韻會》等書，以求音義、偏傍、點畫、六書之正。每考三五字或十數字，擇切用之字先考。在此基礎上，再指導學生開筆作文。“其先後次序，分日輕重，決不可紊。”如果發現有的學生在學習上失時失序，沒有達到學習的要求，就讓他們停下，只讓他們誦習《大學章句或問》一書，仍兼補《小學》。

　　學生到了 15歲誌學之年，就應讓他們樹立明確的誌向：“為學以道為誌，為人以聖為誌”。這就是說，求學應當以宣揚理學道統為誌向，為人應當以達到聖人的標準為誌向。從這一總的目標出發，學生從 15歲到 20歲左右，依次學習《四書》的註疏，先學《大學章句或問》；再學《論語集註》、《孟子集註》、《中庸章句或問》；然後，抄讀《論語或問》、《孟子或問》中之合於集註者和《周易》、《尚書》、《詩經》、《禮記》、《春秋》等書，並節抄所選定的註解。對於如何抄讀經書的註疏，《日程》作了詳細、具體的規定。下舉《周易》為例：

　　治《周易》，抄法，一依《古易》十二篇。勿抄《彖傳》、《象傳》附每段經文之後。先手抄四聖經傳正文，依《古易》讀之。用別紙依次抄每段正文。次低正文一字，抄所主朱子《本義》。次低正文一字，抄所主程子《傳》，其連解《彖傳》、《象傳》者，須截在《彖傳》、《象傳》正文後抄。次低正文一字，節抄所兼用古註疏。次低正文二字，附節抄陸氏《音義》。次節抄胡庭芳所附朱子《語錄》、《文集》，何北山《啟蒙》、《系辭發揮》，朱子孫■所集《易遺說》，去其重者。次低正文二字，節抄董氏所附程子《語錄》、《文集》。次低正文三字，節抄胡庭芳所纂朱子《解》及胡雲峰《易通》及諸說精確而有裨朱子《本義》者。其正文分段，以朱子《本義》為主。每段正文既抄諸說，仍空余紙，使可續抄。其讀《易》綱領，及先儒諸圖及說，抄於卷道。圖在《啟蒙》者，不可移。讀法，其朱子《本義》、程子《傳》所節古註疏，並依讀《四書》例，盡填讀經空眼簿如前法。須令先讀《五贊》、《啟蒙》及《發揮》；次《本義》，畢：然後讀程子《傳》，畢；然後讀所節古註疏。其所附抄，亦玩讀其所當讀者，余止熟看參考。其程子《傳》、古註疏與朱子《本義》訓詁，指義同異，以玩索精熟為度。異者以異色筆批抹，每卦作一冊。

　　以下對《尚書》、《詩經》、《禮記》、《春秋》諸書的抄讀方法，都一一作了明細規定。程端禮認為，采用這種學習方法，既可記牢學通儒家經典的大義，又能在治學為人上向古代聖賢靠近了許多，最終達到“為人以聖為誌”的目的。

　　第二卷規定在通讀儒家經典及宋代理學家註解的基礎上進而讀史作文的程序。

　　作者認為：“《四書》既明，胸中已有權度，自此何書不可看。”他選定的史書教材是：《通鑒》、《韓文》和《楚辭》。在學習《通鑒》時，應選擇一些參考書。如兩漢之前，參看《史記》、《漢書》；唐代參考《唐書》、範氏《唐鑒》等，以擴大知識面，加深對史實的深入理解與鞏固。讀史“雖不必如讀經之遍數，亦虛心反復熟看。至於一事之始末，一人之姓名、爵裏、謚號、世系，皆當仔細考求強記。又須分項詳看。如當時君臣心德之明暗，治道之得失，紀綱之修廢，制度之因革，國本之虛實，天命人心之離合，君子小人之進退，刑賞之當濫，國用之奢儉，稅斂之輕重，兵力之強弱，外戚宦官之崇抑，民生之休戚，風俗之厚薄，外夷之叛服，如此等類，以項目寫貼眼前，以備逐項思玩當時之得失。如當日所讀項目無者，亦須通照前後思之，如我親立其朝，身任其事，每事以我得於《四書》者照之，思其得失，合如何論斷，合如何區處。”學者要獨立思考，對史實進行考核，判斷，然後再參看諸儒對此一史實的議論，看是否相合，以驗學識之深淺。決不可先看他人的議論，人雲亦雲，拾人牙慧，沒有個人獨到的見地。不然，就如同矮人看場，必然無所收益。

　　在學習《通鑒》之後，再誦讀韓愈的文章。閱讀韓文的要求，是要掌握議論、敘事兩種常用文體的寫作要領，“緣一生靠此為作文骨子故也。”對每篇文章，都要反復詳看，細心揣摩：“先看主意，以識一篇之綱領；次看其敘述抑揚、輕重、運意、轉換、演證、開闔、關鍵、首腹、結末、詳略、淺深、次序。既於大段中看篇法，又於大段中分小段看章法，又於章法中看句法，句法中看字法，則作者之心，不能逃矣。”程端禮還舉例形象地說明這個問題：這就好比在看一棵樹，從整體上看由樹根到樹表，幹生枝，枝生花葉，大小次第而為樹，然後再折一幹一枝來看，則又都是各有枝幹花葉，好像是一棵樹一樣，不曾有絲毫的雜亂。用這樣的方法去看作文，就可對文章中的篇法、章法、句法、字法有所了解，這樣也就掌握作文的方法了。

　　在學習《通鑒》、韓文之後，再讀屈原的《楚辭》。閱讀《楚辭》，以朱熹的集註為本，詳其音讀訓義，須令成誦，“緣靠此作古賦骨子故也。”對其他的賦篇只看而不必吟讀熟記。作者還對讀史學賦的次第作了具體的規定。

　　20歲以後，學生除溫習既往所學的課程外，應集中兩三年的時間專心致力於練習作文，為今後參加科舉考試作好準備。作文之法，除以韓愈的文章為範式外，還可選讀歐陽修、曾鞏、王安石、柳宗元、蘇軾等人的文章、同時參看《史記》、《漢書》等。“若未忘場屋，欲學策，以我平日得於《四書》者為本，更守平日所學文法，更略看漢、唐策，陸宣公奏議，朱子封事書疏，宋名臣奏議，範文正公、王臨川、蘇東坡萬言書、策略、策別等，學陳利害則得矣。..欲學經義，亦仿《或問》文體，用朱子《貢舉私議》中作文法為骨子。方今科制明經，以一家之說為主，兼用古註疏，乃是用朱子《貢舉私議》之說。”這樣，“以二三年之工，專力學文，既有學識，又知文體，何文不可作？”程端禮規定學生讀經、作文的日程安排是：“讀看近經問文字九日，作一日；讀看近經義文字九日，作一日；讀看古賦九日，作一日；讀看制誥表章九日，作一日；讀看策九日，作一日；作他文皆然。”將讀書和作文密切結合在一起，從所閱讀的儒家經典和先賢們的文章中學習、領悟、掌握各種文體寫作的規範、要領、要求、方法和技巧。程端禮還強調：“文體既熟，旋增作文日數，大抵作文辦料識格，在於平日。及作文之日，得題即放膽，立定主意，便布置間架，以平日所見，一筆掃就，卻旋改可也。如此則筆力不餒。作文以主意為將軍，轉換開闔，如行軍之必由將軍號令。句則其裨將，字則其兵卒，事料則其器械。當使兵隨將轉。..如通篇主意間架未定，臨時逐旋摹擬，用盡心力，不成文矣。”程端禮在這裏提出作文當以立“意”為主，將“意”作為文章的主腦、統帥和靈魂，而事料、字句和篇章結構等，均應服從並服務於“意”。他所提出的“意”，相當於我們在寫作學、文藝學中“主題”、“主旨”的概念。這一見解是完全正確的。

　　程端禮認為，按照這樣的學習程序，到了二十二三歲，至遲二十四五歲，就可去應科舉考試了。如果“失時失序”，只要通過補課，再增加兩三年的時間，到三十歲以前，也可以完成學業，掌握作文要領，參加科舉應試。

　　在第二卷的末尾，還附有批點《四書》句讀例和批點韓文凡例，以及讀經、看史、看文、讀作舉業、小學習字演文五種表格，註明每日功課的綱要。

　　《日程》的主要內容在第一、二卷，第三卷是附錄。它抄錄了王柏輯《正始之音》，以明辨音、義的方法；抄錄了朱熹的《學校貢舉私議》和《調息箴》二文，宣揚了朱熹的理學教育思想。卷末是一篇作者自撰的《集慶路江東書院講義》，對朱熹提出的讀書六法作了全面、充分的肯定。

　　3.教學方法

　　程端禮在制定讀書分年日程的同時，為使教學取得良好的成效，總結自己和他人的教學實踐經驗，還論述了正確的教學方法和讀書方法。歸納起來，主要有以下幾點：

　　首先，強調為學必須立誌，要有明確的學習目的。

　　程端禮提出，學生到了十五歲，就為“誌學之年，即當尚誌”。“孔子之教序，誌道、據德、依仁居遊藝之先。”只有確立了明確的學習目的，以身任道，為學以明倫習禮為重，“為學以道為誌，為人以聖為誌，”才始可言學，並能學有成效。他援引朱熹的教誨，指出：“學者書不記，熟讀可記；義不精，細思可精；雅有誌不立，真是無著力處。只如今人，貪利祿而不貪道義，要作貴人而不要作好人，皆是誌不立之病。直需反復思量，究其病痛起處，勇猛奮躍，不復作此等人，一躍躍出，只得聖賢千言萬語，都無一字不是實語，方始立得此誌。”程端禮強調為學必先立誌，要有明確的目的性，不應將學習的目的只局限於參加科舉，求得一官半職，這是正確的；但他把為學立誌看成是“以身任道”，繼承和發揚儒家經典、尤其是程朱理學的道統，把古代聖賢作為自己學習的楷模，明封建之人倫，習封建之禮儀，仍然是“君臣有義、父子有親、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那一套，這是他的局限性。

　　第二，主張教學要堅持循序漸進和持之以恒的原則。

　　貫穿於《日程》全書的，就是程端禮特別重視在教學和讀書時，一定要堅持循序漸進和居敬持誌的原則，將其看成是為學有成的關鍵所在。他說：“為學之道，莫先於窮理；窮理之要，必在於讀書。讀書之法，莫貴乎循序而致精；而致精之本，則又在於居敬而持誌。此不易之理也。”那麽，什麽是循序漸進呢？程端禮解釋說：“所謂循序漸進者，朱子曰：‘以二書言之，則通一書而後及一書；以一書言之，篇、章、句、字，首尾次第，亦可有序而不可亂也。量力所至而謹守之，字求其訓，句索其旨，未得乎前，則不敢求乎後；未通乎此，則不敢誌乎彼。如是，則誌定理明，而無疏易淩躐之患矣。若奔程趂限，一向趲看了，則看猶不看也。”他指出當時家塾、書院和各類儒學教學上的最大弊端，就在於跟著科舉的指揮棒轉，為應付科舉考試，教學“失序無本，欲速不達”。作者正是為了匡救時弊，才撰寫了《日程》一書，強調教和學都必須遵循教學規律，由淺入深，循序漸進，前後銜接，在鞏固的基礎上擴展學習內容，使經學、理學、舉業畢貫於一。如果在教學上失時失序，程序紊雜，那就必然會學而無成，終身陷於務外，悔且老矣！與此同時，教學居敬持誌，持之以恒。“方無事時，敬以自持，凡心一可放入無何有之了，須時收斂在此。及應事時，敬於應事；讀書時，敬於讀書。便自然該貫動靜，心無不在。”也就是為學要剛毅果決，鍥而不舍，發憤忘食，樂而忘憂，排除各種幹擾，長此以往，積以時日，最終必能獲得成效。

　　第三，提倡讀書要少而精，“沈潛玩索”。

　　在教學和讀書方法上，程端禮還提倡要少而精，要專一，不要貪多。他明確要求：“日止讀一書，自幼至長皆然。”“必待一書畢，然後方換一書，並不得兼讀他書，及省遍數。”同時，主張倍讀已讀之四。每日清晨，即先倍讀過去讀過的書，以加深記憶，並針對生疏或誤讀的地方，打上記號，等待晚間溫習功課時再加補正。他提出：“年十四五以上者，只倍讀，師標起止於日程空眼簿。凡冊首書爛熟，無一句生誤，方是功夫已到。方可他日退在夜間與平日已讀書輪流倍溫，乃得力。..凡倍讀熟書，逐字逐句，要讀之緩而又緩，思而又思，使理與心浹。”他反對學童在年幼時不認真讀書，就急於讓他們學習作詩作對，認為這是“虛費日力”，徒勞無功。他批評當時的教學方法是：“今世俗之教，十五歲前，不能讀記《九經》正文，皆是此弊。”他強調老師在向學生講授課文時，“不可杜撰以誤人，寧以俗說粗解卻不妨。既通，說每句大義。又通，說每段大義。即令自反復，面試復說果通，乃己。久之，才覺文義粗通，能自說，即使自看註，沈潛玩索，使來試說，更詰難之，以使之明透。”講授時，不能只是老師一人唱獨角戲，一定要加強對學生自學的指導，向學生提出問題，促使學生“沈潛玩索”，獨立思考，真正弄懂教材的內在意蘊。在《日程》一書裏，程端禮經常提到“玩索”二字，可見他對“玩索”之重視。所謂“玩索”，指的就是對課文要反復咀嚼，深入思考和認真分析，掌握其精神實質。一定要防止只死記呆背課文而不領悟文章要義的弊病。要真正做到“凡玩索一字一句一章，分看合看，要析之極其精，合之無不貫，去了本子，信口分說得出，合說得出，於身心體認得出，方為爛熟。”要切實弄通弄懂，不可疏忽大意，囫圇吞棗，一知半解。至於作文，程端禮主張以唐宋名家古文為楷模，既守法又不為法所囿，“當知有法而無法，無法而有法。有法者，篇篇皆有法也；無法者，篇篇法各不同也。”

　　第四，主張為學要切己體察，知行並進。

　　程端禮以闡揚儒家經典和程朱理學為己任，主張為學明道後當切己體察，身體力行；反對知行不一甚至相悖，虛演應付。他在《弋陽縣新修藍山書院記》中提到當時學校教育和科舉的主要弊病之一是：“惜乎賓興有制，而學校法未立，故其所教所學，不過隨其學官之所知所能，故猶不免於前日之涉獵剽竊，而無沈潛自得之實。所試經義，固守反復虛演之舊格，而試官不能推本設科之深意，以救末流之弊。”①他援引朱熹的教誨，強調指出：“入道之門，是將自己個身入那道理中去，漸漸相親，與己為一。而今人道在這裏，自家在外，原不相幹。學者讀書，須要將聖賢言語，體之於身。如‘克己復禮’，如‘出門如見大賓’等事，須就自家身上體覆。我實能克己復禮、主敬行恕否？件件如此，方有益。”程端禮主張學用結合，知行並進，以所學到的道理指導自己的言行，切身實踐，反對空談、清談，知而不行，理論和實踐脫節，這在當時，是有進步意義的。

　　《程氏家塾讀書分年日程》是我國古代私塾、書院和學校教育的一個詳細、具體的讀經學文的教學計劃。它重視為學立誌，註重教學程序，強調堅持少而精和持之以恒的教學原則，強調基礎知識和基本技能的訓練，強調經常復習和經常考查，提倡“沈潛玩索”和“思玩”，提倡切己體察，知行並進，這對匡救當時私塾、書院、各級儒學的時弊，樹立優良的學風，起到了積極的作用。但《日程》唯朱熹之言是從，認為“博文豈可不以讀書為先，而讀書又豈可不守朱子之法？”①甚至作文作詩，都要求以朱熹“一集律天下萬世”，以偏概全，這未免失之偏頗。正如《四庫全書總目提要》所指出的：“此一家之私言，非千古之通論也。”盡管有其不足之處，但《日程》雖產生於元代，卻影響到明、清，可以說是我國封建社會末期學校教育的一份最典型的“教學計劃”，被諸儒學者奉為圭臬，迄今對我們仍有一定的借鑒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