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 下列何者不屬於貝隆（C. J. Bellone）與葛爾（G. F. Goerl）所稱「企業型官僚」與民主政治之間可能會呈 現的緊張關係？
(A)企業自主相對於民主課責
(B)官僚專業相對於社會自主
(C)個人遠見相對於公民參與
(D)企業秘密相對於民主公開

企業型官僚與民主政治的緊張關係

根據學者貝隆（C.J.Bellone）與葛爾（G.F.Gorel）的分析，企業型官僚與民主政治會出現現以下的緊張關係：

 一.  企業自主（vs.）民主課責：

企業的自主性即是行政裁量。面對日益拮挶的政府稅收問題，只有賦與官僚體制更多的行政裁量權，才得以運用企業化手段，紓解財政上的困境；也因此，民主課責越發受到威脅與挑戰。

 此即企業型官僚鼓勵行政人員重視自己為機關的主體性，企圖突破預算控制和法規的約束，以促進機關更具效率與效能，這使得企業型官僚所擁有的自主性越大，越讓民主的課責更難以發揮制衡的力量。

 二.  個人遠見（vs.）公民參與：

企業型官僚被認為是具有創新能力的公部門企業家，他必須具有前瞻性的遠見，才足以突破現有困境、開創新局面，這種特質卻與民主政治鼓勵公民參與和大眾諮商的決策過程相悖離。

 三.  企業秘密（vs.）民主公開：

企業型官僚想要在市場上具有競爭力，在決策中必須先保有祕密性，方能掌握機先，拔得頭籌；然而，這與民主政治被要求政策制定過程須開放資訊，以及容許民意參與的精神不一致。

 四.  擔負風險（vs.）監護公共財：

在民主政治的前提下，行政人員應該是公共財的監護者；亦即，他們必須保證一切的行政作為可以促成長、短期目標的達成，並最終可獲致公共利益。但相對的，企業型官僚為突破景氣循環的困局和可觀的短期利益，經常會從事一些必須擔負風險的行為，而這些措施不被保證可以獲致長期的公共利益。

 雖然，企業型官僚與民主政治存在上述的緊張關係，但在貝隆與葛爾看來，他們兩者是可以調和的，甚至他們堅稱：企業型官僚如能謹慎地運用其政治權威，並且遵循民主政治的原則，同時投入更多的心力來貫徹行政責任，包括致力於促進公民教育和引導公民參與，那麼，企業型官僚定能更具有「公共性」。他們稱此為「尊重公民的企業精神」（civic-regarding entrepreneurshi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