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甲公司（以下簡稱甲）係外籍看護工之仲介業者，替乙女士辦理聘僱外籍看護工相關事宜。惟甲在該看護工受僱期間，於其薪資內以「本國所 得稅」、「安家費貸款」等名目，超收規定標準以外的其他費用，合計新臺幣（下同）10 萬元。該案經媒體揭露並引發社福團體關注，A 縣政府 （以下簡稱 A）遂根據就業服務法第 40 條第 1 項第 5 款之規定，以甲所 收受之不正利益 10 萬元為基礎，處以同法第 66 條第 1 項規定（10 至 20 倍）的最高額度罰鍰，即 200 萬元罰鍰。
甲以 A 於該處分中，未明白表示其處以最高 20 倍罰鍰之理由，有違「明確性原則」，並主張 A 未曾訂定相關裁罰基準，只為應付輿論壓力，對 於初犯者處以最高罰鍰，不符裁量原則。甲之主張是否有理由？（25 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