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時報【銀正雄】
如果不是李安的推崇台灣紀錄片，不是齊柏林《看見台灣》的斬獲金馬獎，以及超過12,000萬元的票房紀錄，文化部長龍應台是否會在毫無配套下，不需細予估算，搶著端出「五年五億紀錄片行動計畫」，以及包括翻修《電影法》、設置電影基金在內10年為期的「沃土計畫」，實在大為可疑。
龍部長或與聞英國大詩人W.H.奧登的名言，「詩不可能使任何事發生」，自當明白非但文學無法改變國家現狀，就連電影也改變不了世界局勢。比如馬奎斯在小說技藝上，是最受拉美人民尊崇的魔幻寫實大師，但早年所寫的《百年孤寂》，以及《獨裁者的秋天》，依然無法抹平哥倫比亞迄今長達百年之久的內戰。
終究文學工作者，乃至電影導演的作品，只能反映自身對於本國文化的焦慮感，並且透過書寫紙質、拍攝影像文本的原創性，和讀者觀眾對話，協助他們挖掘自我、覓尋自我、認知自我。
而這種出自文化「影響的焦慮」，在上世紀更成為美國文學批評大師哈洛德.卜倫《西方正典》的中心思想。書中，他不厭其煩告訴我們：「美學，從來就不是社會性的議題；它是屬於個人的。」
例如盧梭的《社會契約論》，一般認為此書為民主開路發聲。可一旦讀過原著，必然驚覺自己被西方自由主義的政媒給矇騙了。他們從不告訴你，盧梭的散文極其聳動，既質疑議會共和取代君主制的可行性，更在聲稱直接民主斷不可行之餘，也要為極權獨裁辯護，導致日後的希特勒竟成其忠實追隨者。
職是之故，但凡涉入政治意識形態，不拘詩、小說、電影，都不可能是美學的，並且會產生錯殺無辜的負作用。
因此我們必須認清，齊柏林基於個人情感「空拍」的《看見台灣》，本質只是一部發洩式紀錄片。我們或可理解其「關懷台灣生態」之心切，也知道他最近告訴媒體的「我所做的只是善意提醒」，但這種自賣自誇，恰好反證影像的虛無空洞，只得另以泛政治化的語言填補。
此即何以我們在影片中發現侯孝賢掛名「監製」，吳念真旁白解說時，頓生匪夷所思之感，須知以侯、吳拍過的《悲情城市》和《多桑》而言，後來都遭到九份、金瓜石等民眾的譴責，痛批為破壞當地自然景觀的元凶。
這不啻說明，只要電影公司取景山林，進行拍攝工程─哪怕日後得獎或賣座─對原野生態都會造成難以彌補的損害。可怕的是，這種宛若歷經浩劫的慘痛代價，影片上映時是看不出來的，往往要經過一段時日才會逐一顯現。
因此當政治立場向來挺綠的吳念真，不斷以旁白教訓我們要怎麼愛台灣，豈能不讓慕名而來的理性觀眾格外難受？試想多年來荼毒台灣生態最凶狠的，不正是扁執政那8年？何以他們彼時默不吭聲，如今卻放馬後炮？
凡此足證《看見台灣》，表象未必為實，頂多只能讓人看出彼等文化上的焦慮感，散發出政治的虛無感，難怪會選擇性的讓「清境」淪為百口莫辯、媒體炮轟的倒楣鬼，而非蔡英文為了興建其父墓園，新北市青潭山區慘遭破壞的景象。
請問，有誰因此看見真實的台灣了？很遺憾，看到的仍是李安批評的「台灣電影的氣很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