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 學者艾利森（G. Allison）在「決策的本質」一書中，曾以「組織過程模型」描繪美國政府在古 巴危機過程的決策行為。此模型和下列何種政策決策模型所形容的觀點最接近？
(A)多元主義模型
(B)菁英決策模型
(C)制度主義模型
(D)統合主義模型

A 公共政策是利益團體協商妥協的結果

B 菁英分配價值與決定政策

C 公共政策由權威性價值分配的政府制定與執行

D 利益團體的需求必須被整合，由少數團體代表以謀取最大利益。

Graham T. Allison與Philip Zelikow合著之「決策的本質」（Essence of Decision）提出三項決策模式－理性行為者模式、組織行為模式與官僚政治模式。

在理性決策下，政府面臨危機時會預擬各種可能的結果與人民的反應，以選擇最佳決策

組織決策模式強調政府危機管理著重於SOP、組織具體能力與預設立場。
官僚政治模式：決策來自政府不同部門的議價，是一種政治較勁，官僚因地位不同而考量不同決策。

不管哪種模式都是分析政府部門，因此 C 較接近 

轉載整理自公職王 103年普考 僑務行政 國際關係概要 第一題擬答

艾里遜（Graham T. Allison）在其名著《Essence of Decision: explaining the Cuban missile crisis》中，以 1962 年古巴危機為例，透過分析美國與蘇聯的諸種作為，介紹與提出三種外交決策模式︰

理性模式（Rational Model）

內容及其應用 理性決策分析將人的決策過程視為單純理性的思考，認為決策者會依照理性的判斷，依據 所得的大量資訊，自覺地在決策過程中將利益或價值極大化，而且在理性模式中，決策者所能選擇的模式與後果都是已知的。

理性模式視國家或政府為理性的個人，在面對緊急狀況時，仍會有條不紊的照著下列程序行事︰界定政策目標；了解問題的本質與可能涉及的層面；詳列各種可行的方案；進行方案可行性優劣評估；選擇最佳方案行之。

按照理性程序來看，蘇聯運送核武到古巴這件事，絕對是對美國底線的嚴重侵犯。在甘迺迪與時任蘇聯外長會晤後，美國相信蘇聯是出於柏林問題的考量，作出此次的行動。美國最後選取的目標在於，利用美國的地區優勢，展現出要求撤回古巴飛彈的決心，但同時讓莫斯科政府有時間及空間可以撤回而不受羞辱。

美國為了達到前述的目標，方案有：什麼都不做；外交施壓；秘密接觸卡斯楚； 入侵古巴；空襲飛彈基地；封鎖等。很明顯的，各種選項中效用最大的就是封鎖，因為最符合一開始選定的目標，雖然還是以軍事力量作為嚇阻，但藉由展現較低的姿態，讓爆發全面戰爭的可能性大幅降低。

組織模式（Organizational Model）

內容及其應用 組織模式，即組織程序模式（organizational procedure model），此模式強調政策乃組織發揮功能的結果。政府各單位組織面對外交事件時，主要依照他們平日就已經建立起來的處理習慣來行動，外交政策的制定就是由外交決策相關組織依照其「標準作業程序」 （standard operating procedures, SOPs）所衍生出來的政策決定。

 在 1962 年發生的古巴飛彈危機，起因是蘇聯運送可以搭載核彈頭的洲際飛彈到古巴，射程可涵蓋全美國且已經開始架設飛彈基地。這件事情因被美國的 U2 偵查機輕易空拍而震驚全世界。

一般而言，飛彈基地的架設，總會想盡辦法隱藏與偽裝，否則對手將可輕易地摧毀設施。 但是，蘇聯在此過程中卻毫無隱藏之意，飛彈輕易被對手看得清清楚楚，究竟發生什麼問題？

組織模式告訴吾人，原因在於飛彈基地的架設，工作內容非常繁雜，通常都會有許多的 「標準作業程序」，以方便執行；蘇聯的飛彈基地架設 SOP，特別是偽裝的部分，是依照 蘇聯本土的地形、地貌設計的，而蘇聯的冰天雪地跟古巴的熱帶地形氣候是天差地遠；所 以當士兵跟工程師們依照蘇聯既有的飛彈基地架設 SOP 行事的時候，飛彈上的偽裝塗料、 飛彈基地的架設工法，看起來反而覺得非常顯眼，完全沒有偽裝的功能。

官僚模式（Bureaucratic Model）

內容及其應用官僚模式，即政府政治模式（governmental politics model），又稱為官僚政治典範 （bureaucratic politics paradigm）或官僚議價模式（bureaucratic bargaining model）。

此模式 強調，政府內的各個單位皆有其獨立地位，而政府的權力即是被這些單位所分享。總統或總理是具有最大權力的政府角色，其被具有許多強大權力的行政角色所包圍，而外交政策 就是這些主要角色討價還價的結果。

這些官僚組織或其代表往往最先考慮到自己的利益， 所以本位利益的色彩相當明顯。 政府的決策既不是一個統一的團體單純的決定，也不是領導人個人偏好的實踐。

政府的決策應該是一群分享權力但各自考慮本身利益的官僚組織的政治決定，而此種決策不一定是理性的過程，往往充滿著政治的角力與妥協。

在古巴飛彈危機過程中，可以清楚發現，打從一開始甘迺迪召集各相關重要首長聽取意見時，軍方（參謀總長、空軍、中情局）就偏好使用武力的選項（進攻），極力向總統遊說。軍方是站在對其有利的方向（動用武力下軍方必定是最大受重用的單位、收益最多），基於軍方單位的利益（可爭取聲望、預算，為潴玀灣事件的失敗雪恥）及觀點（面對外在軍事威脅下，出兵保衛國家人民）而一直偏好使用武力的選項。

而相反地，駐聯合 國大使就提出溫和的選項。最後，使甘迺迪達成「封鎖」的決定可說是軍事、外交途徑下 的折衝妥協結果，既能略安撫想進攻古巴的軍方，又不失去政治、外交手段（認為封鎖古巴為甘迺迪和赫魯雪夫的「溝通對話」），以剛柔並濟的方式表達其意志。

三種模式其實各有被批判之處。如理性模式被質疑難以掌握或忽略決策者的動機、價值觀、人格特質或其所處之團體的特性分析，決策者的錯覺與誤判發生的可能性根本難以排除。 
組織模式也被質疑，決策過程缺乏彈性且充滿本位主義，倘若外界情勢變遷迅速，恐有應變不及之虞。

官僚模式被認為與組織模式有不少類似之處，而組織模式所遭受的批判之處亦反映在此模式。此模式亦忽略官僚體系以外的變數，比如國際結構的影響。儘管如此，三種模式其實提供不同的視野觀察外交決策，以求更清楚明白不同個案中當事者的所作所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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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從文中可知「官僚」與「組織」模式最相近答案為制度主義模型。

(自我記憶

組織過程模式 以平常就建立起之標準作業程序和制度來因應危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