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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何者並非IMD國家競爭力指標的標準？
(A)國際化程度
(B)基礎建設
(C)金融實力
(D)勞動市場之競爭程度
答案：登入後查看
統計： A(140), B(103), C(68), D(388), E(0) #1545051
統計： A(140), B(103), C(68), D(388), E(0) #1545051
詳解 (共 3 筆)
嗡！阿惹巴雜拿底~ All pass
#5209567
相關參考資料：
瑞士洛桑管理學院(IMD)每年5-6月間公布｢世界競爭力年報｣，針對63個國家、2百餘項統計及調查指標進行世界競爭力評比排名，評比內容涵蓋：經濟表現
政府效能
企業效能
基礎建設
等四大面向，為產、官、學界做決策時重要的參考資料。
國家競爭力最新指標內容：
1.洛桑國際管理學院（IMD）的指標：
IMD世界競爭力指標分為4大類20中項，其內容如下：
(1)經濟表現：①國內經濟；②國際貿易；③國際投資；④就業；⑤價格。
(2)政府效能：①財政情勢；②財政政策；③體制架構；④經商法規；⑤社會架構。
(3)企業效能：①生產力及效率；②勞動市場；③金融；④經營管理；⑤行為態度及價值觀。
(4)基礎建設：①基本建設；②技術建設；③科學建設；④醫療與環境；⑤教育。
2.世界經濟論壇（WEF）的指標：
WEF全球競爭力指標，下分3大類、12中項及114個細項指標，並依各國不同經濟發展階段，給予大、中、細項不同權重，各指標數值經由標準化及權重計算而得分。3大類13中項分別為：
(1)基本需要：①體制；②基礎建設；③總體經濟環境；④健康與初等教育。
(2)效率強度：①高等教育與訓練；②商品市場效率；③勞動市場效率；④金融市場發展；⑤技術準備度；⑥市場規模。
(3)創新及成熟因素：①企業成熟度；②創新。
我國競爭力排名及各項指標分數
可參考國發會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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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競爭力之Who, What and How?
作者：詹中原 ( 2007年3月6日)
自1990年哈佛大學企管學院教授Michael Porter 之「國家競爭力優勢」(The Competitive Advantage of Nations )一書問世，「國家競爭力」就成為學術界一項跨科際之研究議題。
舉凡政治、經濟、行政及企業管理等學科領域，莫不關注此一研究定向的延續發展。事實上，早在美國雷根政府「產業競爭力委員會」(Commission on Industrial Competitiveness )成立，政府實務界即已開始注意產業競爭力與國家發展之關係。只是此時，學術界對於一國之產業及企業，與國家及政府關係之研究，尚未能建立一套凝聚共識的理論架構--雖然當時有所謂「企業與政府」或「企業政策」等科目的存在。而Michael Porter 的提出的「國家競爭力」構念，實有助於嚐試建構學術與實務界，以及學術界本身科際間之討論共識。
我國近年對於國家競爭力的注意實可分為兩方面：(1)理論上受Porter 之「國家競爭優勢」一書出版的影響(2)國家競爭力指標──「全球競爭力報告」(The Global Competitiveness Report )，以及「世界競爭力年報」(The World Competitiveness Yearbook )公佈之衝擊。兩項主要指標中，前者為「世界經濟論壇」(World Economic Forum ，WEF)所出版.負責調查整合工作為哈佛大學商學院教授Jeffrey Sachs所率領之研究小組。 Sachs 亦任WEF全球競爭力諮詢委員會之共同主席。後者則是由國際管理學院(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Management Development ，IMD)所出版。上述兩機構分別位於瑞士日內瓦(Geneva)及洛桑(Lausanne)。
針對「國家競爭力」的內容及定義， WEF 所提出之定義為:一個國家達到永續經濟成長及高國民平均所得目標的總體能力(WEF，1996)。在這個定義中，所強調的是國家目標在追求一項穩定而持續之經濟成長率。當然，為達到此一目標，政府必須蘊釀一項永續經營的政經系絡，而企業及私部門亦應展現優勢之經營及市場策略，並且擔負企業社會責任，如此相輔相成，方有國家競爭力可言。
IMD對國家競爭力所作之定義，較為詳細而精緻。IMD之國家競爭力界定為(IMD，1996)﹕一個國家創造資源附加價值，並增進全體國民財富的實力。此實力包括三組之項要素—(1)資產物(asset)與過程(process)，(2)內引性(attractiveness)與外張性(aggressiveness)，(3)全球性 (globality)及地區性(proximity)。國家將此三項要素給予政策定位，並應用於整體社會經濟發展中。該定義中之資源指涉的是國家創造國民財富之資源。而如何運用資源，以創造財富的規範機制，即是過程。內引性是國家有利於國內外投資生產的政經環境。而外張性則是國家應用國際經濟市場環境的因素，例如對外投資，及出口貿易策略。而全球性與地性，則代表產業之跨國發展策略面向定位。
Michael Porter 在其「國家競爭力優勢」一書中，則強調國家競爭力之高低，取決於國內企業經營環境之良窳。Porter 將國家競爭力定義為:國家為其產業創造良好的發展成長環境，進而使該國企業具備競爭優勢，產業亦擁有國際競爭力之能力。一個國家特定產業具備有國際競爭力，並不表示這個國家具備有國際競爭力，但一個國有卓越之國家競爭力，則表示，該國多項主要的產業具備有競爭力優勢(林向愷，1997)。
按哈佛大學Sachs 教授所言，國家與國家間之競爭，並非是你輸我贏的零和遊戲，而是一種正和遊戲(positive –sum game )。所以國家競爭力指標之建立，在使各國瞭解在其國家系絡中，何種制度及經濟政策是有利於經濟成長，使各國朝向高成長目標邁進。而所謂正和遊戲的賽局，表現各追求自身之國家目標時，由於(1)企業策略、企業結構、及同業競爭(2)需求條件，(3)生產因素，(4)相關支援產業的互動，而生產出互補非互斥的經濟活動，此種經濟活動，在國家競爭力的指導下，有利於各國的永續成長及發展。
因此，國家競爭力是一個指涉「國家政府政策能力與企業實力結合，共同創造優勢發展系絡，以達經濟永續成長系絡的能力。」其次，在國家競力概念中，要注意「資源」與「過程機制」的關係。例如日本、新加坡等國，由於轉化資產至競爭力的能力「過程機制」具有優勢，在資源匱乏情況下，仍具有強大之國家競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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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競爭力評比凸顯投資環境惡化
2016-10-04 經濟日報
世界經濟論壇（WEF）公布2016年全球144個接受評比國家的競爭力排名。今年台灣是第14名，比去年上升一名，低於新加坡和香港，仍然高於日本、韓國與中國大陸，所以整體看起來台灣的國家競爭力還算不錯。但是，如果仔細看其中細項指標，就可以發現其實有一些指標的分數是大幅滑落的，我們建議政府部門應該針對表現較差的指標立即進行檢討並提出改進之道。
大致來說，WEF在建立指標時，把指標分兩大類，一是由每個國家固定的經濟統計表現來決定，可稱之為硬指標，包括經濟成長率、投資成長率、出口成長率等，這些指標每年的變化不會太大，影響國家競爭力有限。
另外的指標，則是由WEF直接去詢問在被調查國家投資的外商，由外商給予主觀評分，包括政府的貪腐情況、政府遵守法律及協助外商投資的情況等。由於這是主觀評分，因此只要政府有一些地方令外商不滿意，則可能把這些指標的分數打的很低，而導致國家的競爭力評比急速掉落；反之，如果被調查國家的政府能儘量配合外商的需求，提供外資投資上的便利，就可以得到較好的評鑑結果。其實WEF會如此做的主要目的，就是為了提供國際大廠進行海外投資時的重要參考，因此當然很在意當地政府對於外商要求的反應。我國一方面為了提高國家競爭力的排名，一方面的確希望改善投資環境，因此在國發會設立專責單位，針對美僑商會、歐僑商會及日僑商會等，每年固定進行溝通會議，希望儘量滿足這些外僑的需求。
在今年評比的幾個分數大幅滑落的項目中，包括：第一，在政府法規鼓勵外人投資的排名，從去年的50名大幅滑落到今年的第87名，整整掉了37名。此一項目對於吸引外人來台投資，非常具有參考作用，因此特別值得重視。外人來台投資的相關法規很多，國發會應該立即與外商協會進行溝通，看看他們的需要，作為我們檢討的參考。比方說，為因應台灣技術人才的不足，在馬政府時代就特別修改港澳華僑及學生留台的相關規定，包括原來只看薪資的做法，放寬改成評點制度，讓多數想留台的港澳及僑生的大學畢業生很容易就可以留在台灣。
同樣的，馬政府也曾經試圖要把外國技術人才留台的相關法規，從原本只看薪資的做法，修改成評點制度，以放寬他們留台的可能性。但是，在今年年初勞委會召開的一場會議中，把此一規定無限期延期，讓外籍技術人員來台仍然是困難重重。目前新政府正大力推動「亞洲．矽谷」政策，吸引國外投資及企業人才來台灣也應該是重要的一環，所以建議新政府加速放寬外籍白領來台的相關規定。
其次，組織犯罪導致企業成本增加的排名，由去年的32名下滑到今年的49名，下降幅度也很大。這可能與台灣大量輸出國際詐騙集團有關，因為詐騙集團的組織犯罪近年來猖獗程度，確實令人印象深刻，我們建議政府部門應該積極面對處理。
第三，電力供應的穩定性由去年28名下滑到今年的35名，也下降了七名，這可能與新政府的能源政策有相當的關聯。新政府上任後，就一直強調2025的廢核目標；不但如此，甚至於連原先核一廠二號機歲修完成之後，行政院宣布要重新啟用，沒想到綠營中有人堅持不得啟用，結果二號機就停擺到現在。事實上，工商界也一直建言現在台灣的投資環境是五缺，包括「缺電、缺水、缺工、缺地與缺人才」，其中缺電就是最重要的一項。現在外商有同樣的擔心，政府部門也應該設法把這項政策說清楚，以減少國內外投資者的疑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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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競爭力排名的假象
有人去探究這個瑞士洛桑管理學院是何方神聖嗎？他的國家競爭力年度評比又是依據哪些標準嗎？簡單地說，這只不過是一份給跨國企業的投資指南罷了，給大企業財團CEO在跨國經營投資策略上的參考，或是擁有鉅額國際熱錢的投資經理人，在理財資產配置上的判斷依據之一，如此而已。
而洛桑管理學院，其全名是（IMD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Management Development business school,swiztzerland），因其校區在洛桑，雖然原文校名當中根本沒有洛桑兩個字，不過台灣還是把他超譯為洛桑管理學院。IMD，並非一個像牛津劍橋或哈佛等學術地位崇高的知識學府，其成立於1990年，合併了兩個二戰之後才成立的商學院後，才正式命名為IMD，是一個強調國際實務管理經驗，培養企業管理人才的私立商學院，目前共有來自五十幾個國家的約八千名學生與企業主管進修，其商學院排名名列世界前茅。
IMD每年製作的國家競爭力評比，在網路上並沒有公開完整資料庫，因為這些都是有公開價格的：紙本加光碟，700瑞士法郎（約新台幣2.2萬元）、電子版光碟加網路資料庫一年使用權，NGO與政府機構優惠價新台幣4.4萬元，企業則要新台幣7萬元。學校賺錢無可厚非，想必台灣政府各部門一定是忠實訂戶，貢獻多年。然而重點是，這些國家競爭力的評量指標，背後代表了何種意義？說穿了，只不過是幫助跨國財團者篩選出符合投資比較利益標的罷了。
看看今年IMD公佈的二〇一五國際競爭力排名，台灣的排名從第13名提升到全球第11名，真是太厲害了，在亞太地區僅次於香港與新加坡，連日韓都輸給我們耶！真是揚眉吐氣啦！當時媒體報導引用高階經理人話說：「認為台灣經濟面對景氣循環的韌性強度很高，有趣的是，報告中台灣每年平均工時2116小時，比61國平均值多197小時，成台灣競爭力提高的原因之一。」「尤其是企業效能中的『平均工時』，台灣勞工更以每年平均工作2116小時，排名全球第10，貢獻卓著。」沒錯，工時很長，勞工很過勞，台灣勞工的長工時，卻成為評比的正向指標？
沒錯，IMD依據「經濟表現、政府效能、企業效能與基礎建設」四大指標來進行評比，這四大指標之下又有近百項的子指標，綜合起來就是國家競爭力的評分。筆者由於家徒四壁，沒有能力購買前述兩萬元起跳的評比年鑑，不過在國發會的網路資料當中，可以找出一些端倪。
在「企業效能」評比指標項下，與勞工有相關的部分，有生產力、薪資水準、製造業單位勞動成本變動率、勞動力占總人口數比率、部分工時員工比率、婦女勞動力、平均工時等指標。這些指標到底是正向還是負向？非常有趣地，IMD認為薪資水準越高、勞動成本變動率越大、部分工時比率越低，就是負向指標，其評分就越低，也就是代表越沒有國家競爭力。相反的，年平均工時越長、婦女勞動力越多，就是正向進步指標，代表愈有競爭力，就是投資環境越好。另外在「政府效能」項下的指標，甚至將政府是否訂定最低工資保障、資遣費與預告期解雇保護等法律規章，來做為負向落後指標。
從IMD對評鑑指標的定位，就可以看到其忠誠地、堅守專業崗位為企業財團服務的本質，其認為：勞動權益保障越低、最低工資越沒有保障、解雇成本越低、勞動力市場更加彈性化、更充沛低廉勞動力供企業使用，就代表企業的經營成本越低，就等於該國的投資環境越好，就是國家競爭力越強。
IMD的評鑑作為跨國企業的投資指南的專業分析，也沒啥不對，畢竟人家是靠提供MBA課程、培養CEO、賣年鑑維持營運的私校。錯的是，國發會居然成為他們的長期忠實用戶兼推廣教育者，把IMD的國家競爭力評比數百個子項目，當成管考各部會KPI，要求各部會提改善進度與方案，並且把拼經濟窄化成拼IMD的國家競爭力的排名！錯把IMD當成太上政府，並且我們的官員，甚至總統居然不明究裡，盲目跟從這種血汗經濟探底的指標型態，真令人毛骨悚然，國家大政居然被這些人掌握在手裡。
▎台灣難道要靠剝削勞工追求經濟自由？
順帶一提，政府除了迷信IMD的排名之外，另外還沉迷於美國保守的共和黨智庫——傳統基金會（Heritage Foundation）每年所公布的經濟自由度全球排名。今年初傳統基金會發佈了二〇一五年的全球經濟自由度排名，台灣排名第14名，比去年進步三名，國發會還沾沾自喜發布新聞稿指出，台灣超越日本（25名）、韓國（31名），為歷年最佳排名，「顯示政府推動市場開放、節制財政支出、尊重市場機制已獲國際評比肯定。」
但是大家是否知道，成立於1973年的傳統基金會，其是強調企業自由、低度的政府介入、個人自由的新自由主義意識形態。其出版經濟自由度全球排名，就是要宣揚其價值觀，進而掃除美國企業進軍他國市場的障礙。
傳統基金會的「經濟自由化」，以下列十項指數加以測量一個國家的經濟自由度：經商自由、貿易自由、財政自由、政府支出、貨幣自由、投資自由、金融自由、財產權、免於貪腐自由、勞動自由。從勞動自由的測量指標就可看出該項排名的目的：每多僱用一名勞工的最低工資比率越高，自由度越低；企業僱用額外勞工的阻力越大，自由度越低；工時的僵固性越高，自由度越低；開除冗員的難度越高，自由度越低；解僱預告期越長，資遣費越高，自由度越低。
美國傳統基金會這種一味地追求企業經營者自由，忽略勞工權益的排名，國發會在推動自由經濟示範區的網路文宣——「悶經濟逆轉勝的序曲」懶人包當中，居然還特別提到，台灣走不出悶經濟的原因，就是在勞動自由只排名第125名，比中國還低，而金融自由排名41、貿易自由排名44，就是台灣的勞動自由度太低，害慘了台灣整體經濟自由度排名。
所以，台灣難道要走向一個解雇勞工更加自由、基本工資越低工資規範更自由、工時運用更加彈性、企業雇用非典型人力更加自由的國家嗎？台灣要追求這種經濟自由的排名嗎？到底追求這種排名是誰得利？誰受害？答案應該已經很清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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