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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喬-經濟學

主題:蕭友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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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現代音樂之父————蕭友梅 中國近代音樂教育的宗師 ————音樂教育家蕭友梅 向延生 來源:《中國近現代音樂家傳》 本世紀初一些志士仁人去國外學習音樂知識,回來後致力於創建我國的近代音樂教育事業。這批先驅者之中,論學識的深厚、寬廣,對事業的功績、貢獻,則要首推為此全力奮鬥了20年的蕭友梅。 一、青少年時期 蕭友梅,原名乃學,字思鶴,別號雪朋,1884年1月7日生於廣東香山縣(為紀念孫中山1925年改名為中山縣)石岐鎮。父親蕭煜增是清末秀才,蕭友梅自幼在父親辦的家館裡學古文。 1889年蕭友梅隨家移居澳門,除從父親學習古文外,還就學於灌根草堂,曾從陳子褒學習英文與日文。10年的舊式教育,使出身於書香人家的蕭友梅從小就積累了相當豐富的文史知識。1892年孫中山在澳門開業行醫時與蕭家相鄰,又是小同鄉,因而兩家常有往來,蕭並受其革命思想的感染。 當時葡萄牙佔據澳門已有三百餘年,他們信仰的天主教非常重視音樂。蕭友梅近鄰的一位葡萄牙神甫常在家裡彈奏風琴,自幼的薰陶,激發了他對音樂的愛好。後來他在自傳中寫道:「時聞近鄰葡萄牙人奏樂,羨慕不已,然未有機會學習也。」 1898年的戊戌變法雖然失敗了,但是一批講授中西科學的新式學堂,終於在各地建立起來。1899年蕭友梅考入廣州的時敏學堂,接受新式教育,「唱歌」也是正式課程之一。次年八國聯軍的入侵激發了蕭友梅強烈的愛國熱情,為了傚法日本使中國強盛起來,1901年畢業後自費去日本留學。 二、留學日本 蕭友梅考入東京高等師範附屬中學。不顧家庭的阻撓與反對,同時在東京帝國音樂學校選修鋼琴及聲樂,實現了他童年就要學習音樂的願望。為了掙些生活費,他為赴日的廣東教育界旅行團及在課堂上為別的留日學生當翻譯,攢錢買了一台鋼琴。 1906年蕭友梅考取了廣東省的官費留學生,進入東京帝國大學哲學科攻讀教育學,並繼續在東京音樂學校學習鋼琴。中國留學生在東京出版的《學報》上,1907年2月(創刊號)至1908年4月連續發表有蕭友梅最早的著作《音樂概說》(署名「樂天」)。 當時孫中山正以日本為根據地,領導國內的反清鬥爭,1905年創建了同盟會,蕭友梅次年即加入了同盟會。蕭友梅作為學音樂的留學生,不被日本警察和清朝政府注意。1906年底同盟會領導的湖南萍瀏醴起義失敗後,日本密探協同清政府緝捕孫中山。在這危急時刻,孫中山藏匿在蕭友梅的住處達一個月之久,孫中山的每日三餐和起居生活以及他與瘳仲愷等革命志士的聯絡工作,全都由蕭友梅承擔,一直到後來孫中山安全轉移去越南河內。為此孫中山極為讚賞蕭友梅的膽識與為人。 此後蕭友梅曾住在東京郊外大久保廖仲愷夫婦住宅的樓上。廖宅是同盟會人士當時秘密聚會的場所,當廖仲愷、胡漢民等領導人開會議事時,蕭友梅就抱著廖仲愷的女兒在大門外放風。 蕭友梅在日本的8年中專心致力於學業,終日勤奮不輟,分秒必爭。數年來同時應對兩所學校各自的課程不忙不亂,顯示了他在時間安排、組織工作上的強大能力。1909年夏天蕭友梅從東京帝國大學與東京音樂學校畢業(修了證書日期為明治42年7月l0日)。 三、大總統府秘書 19l0年初蕭友梅在北京保和殿參加留學生的殿試。宣統二年三月二十六日學部發給的執照稱蕭友梅「應遊學生畢業考試取列甲等,奉旨賞給文科舉人。」被清政府學部(教育部)任命為視學官。 辛亥革命勝利後,1912年元旦,孫中山就任中華民國臨時政府大總統。蕭友梅奉召去南京,被孫中山委任為「總統府秘書員」(委任狀簽署日期3月9日),顯示了孫中山對他的賞識與信任。袁世凱篡奪了革命勝利果實後,4月1日南京總統府臨解散前,孫中山詢問各位成員的志向。蕭友梅不願與袁世凱為伍,希望去日本的現代音樂教育的來源地德國深造。孫中山因為革命尚未成功,需要積蓄革命力量,當即批准了蕭友梅的要求,並將此事交由教育總長蔡元培辦理。 因教育部當時無款,需要等候,蕭友梅4月遊覽了慕名已久的杭州西湖之後,去屬於國民黨勢力範圍的廣東就任教育司學校科科長,加入新組建的國民黨。l0月接教育部(筆者按:蔡元培本年7月14日巳辭去教育部長職務)來電雲已籌得款項,可以放洋。11月蕭友梅以官費赴德國留學,同行者有赴美留學的楊銓、宋子文等十餘人。 四、留學德國 1912年年底蕭友梅到達德國,先在柏林預備有關事宜,次年1月進入萊比錫音樂學院攻讀理論與作曲,同時在萊比錫國立大學攻讀哲學與教育學。萊比錫是歐洲的歷史文化名城,是巴赫、門德爾松、舒曼、瓦格納等著名音樂家生活、工作過的地方,有布業大廳音樂會、托馬斯教堂合唱團等著名音樂團體。萊比錫國立大學建立於1409年,有著悠久的傳統。門德爾松、舒曼等人1843年創辦的萊比錫音樂學院,是世界聞名的高等音樂學府。蕭友梅在那裡受到許多著名音樂家的指導。 已經步入中年的蕭友梅深感到時間的寶貴,學習非常刻苦,他仍然同時在兩所學校上課,時間安排得十分緊張。德國的大學生比較散漫,上課時教師往往要等十餘分鐘才能開始講課。蕭友梅每次總是按時進入教室,利用這段時間抓緊讓老師當面給他批改作業,可以得到更多的教益。並常去聽名指揮家尼基什(A.Niksich)的演出。為了多學到更多知識,他把別人上跳舞廳、咖啡館的時間,都用到學習上了。 可是在生活上他又非常儉樸。中國古代的文人常寄寓在廟宇裡讀書,蕭友梅有一時期也住在一個修道院裡,房租比較便宜,環境幽靜,正是安心讀書、鑽研學問的好地方。像蕭友梅那樣在德國期間始終沒有發生過什麼風流韻事的人,當時實在是鳳毛麟角。 1916年7月蕭友梅以論文《17世紀以前中國管絃樂隊的歷史的研究》,獲得萊比錫大學的哲學博士學位,論文答辯的主持者是著名音樂學家裡曼(H.Riemano)等教授。萊比錫音樂學院授給蕭友梅的結業證書上,主科鋼琴與理論、賦格課的評語是:勤奮項均為極好,品行項、才能項與成績項也都是好,總評中又有「道德上無懈可擊」的考語。 當時第一次世界大戰正在激烈進行,回國的陸海交通路線均被截斷。蕭友梅抓緊時間轉到德國首都柏林繼續進修,1916年l0月入柏林大學選修哲學、教育學、倫理學、兒童心理學、音樂美學等課程,參加比較音樂學等音樂講習會,寫有《中西音樂的比較研究》、《古今中西音階概說》等文章。蕭友梅同時又在施特恩音樂學院研究作曲、配器、指揮及古譜讀法,其研究範圍之廣,用力之勤,當時都是少有的。1916年l0月至次年4月的音樂季裡。蕭友梅就聽了206次音樂會及歌劇。有感於黃興、蔡鍔相繼逝世,這時他以從貝多芬《英雄交響曲》中葬禮進行曲得到的啟發,於1916年9月創作了鋼琴曲《哀悼引》,表達了對去世戰友的懷念。還作有鋼琴曲《小夜曲》(1916年12月)、《D大調絃樂四重奏》(1916年12月)。蕭友梅在德國接受了7年的嚴格傳統音樂教育,德國音樂家們肅正嚴謹的治學方法和頑強認真的工作態度,對蕭友梅日後的工作與生活都有著深遠的影響。 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期德國的糧食供應瀕臨斷絕,蕭友梅的身體向來瘦弱,因營養不良,1917年4月只得移居到波森的鄉村布什朵爾夫去養病,住進Maryein醫院療養,自己種植馬鈴薯,才解決了缺糧的困難。他教村裡的小學生學法語和鋼琴,以得到些補助費用。蕭友梅的別號「雪朋」,德文博士論文的寫法是「Chopin」,顯示了他對波蘭音樂家肖邦的崇敬。德國這個新興強國戰爭前後的興衰,給蕭友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919年10月他離開德國,沿途遊歷了瑞士、法國、英國、美國,於1920年3月底回到祖國。 五、為國歌《卿雲歌》譜曲 以蕭友梅淵博的學識,早年的革命經歷,與國內政界高層人士的密切聯繫,他要得到一個薪優位高的職務是件很容易的事(周凡夫《中國近代音樂之先驅蕭友梅》中稱蕭友梅由歐返國後,廖仲愷、胡漢民立刻邀請他去廣州參加革命事業,蕭友梅以學者的眼光在廣州看到許多潛伏的危機,遂謝絕孫中山的多次挽留離開廣州。而筆者查閱有關材料:1918年5月21日孫中山離廣州赴上海;1920年10月28日桂系軍閥逃離廣州;11月25日孫中山才由上海重返廣州)。但是他多年來對中外音樂進行比較、研究,探索中國音樂干餘年來發展緩慢的原因,得出的結論是首先必須要辦好音樂教育。建立音樂教育機構,培養出大批合格的音樂人才,中國音樂才能復興、崛起,發揚光大,使之無愧於數千年文明古國的盛名。為了實現自己的理想,他毅然選擇了創建音樂教育事業的艱苦道路。 1920年9月蕭友梅受聘為教育部編審員,兼任北京高等師範學校(北師大前身)附設實驗小學主任。時任北京大學校長的蔡元培很器重蕭友梅的為人與才能,蕭友梅也很贊同蔡元培「以美育代宗教」的主張,他應邀擔任了北京大學中國文學系音樂講師兼任該校音樂研究會導師(《北京大學日刊》1920年9月16日刊登的音樂研究會課程表,已有蕭友梅講授和聲與音樂史的消息。10月11日公佈了課程要求與報名細則)。 蔡元培提倡學術上的自由研究、新舊思想兼容並包,力求學生德、智、體、美全面發展。1916年出任北京大學校長時,同年秋成立了學生的課外活動組織「北京大學音樂團(次年改名為音樂會)。內分國樂部與西樂部,公推夏宗淮為團長,曾參加北京社會實進會、青年會以及為火災、水災而舉行的義演。1919年1月30日音樂會改組為音樂研究會,由蔡元培擔任會長,設有鋼琴、提琴、古琴、琵琶、昆曲五個組,延聘了紐倫(提琴)、王露(古琴、琵琶)、趙子敬、吳梅、陳萬里(昆曲)、陳仲子(樂典、和聲)等導師,側重於中西樂器的學習與演出演奏活動。蕭友梅的加入使音樂研究會的發展進入了新的階段,加強了音樂理論的學習與研究。蕭友梅先後開設了普通樂理、和聲學、作曲法、音樂史等課程,聽講者異常踴躍,據說出席者達近千人。 北洋政府教育部1919年12月4日設立「國歌研究會」,辦理審定新國歌事宜(當時任職教育部的魯迅曾參加審聽評定)。翌年決定採用《尚書大傳·虞夏傳》中的《卿雲歌》為國歌歌詞(原詞僅四句:卿雲爛兮,縵縵兮,日月光華,旦復旦兮。),並公開徵求曲譜。後根據眾人的推舉,約請王露、蕭友梅、吳梅、陳仲子配曲以供選用。 蕭友梅由德國回到北京沒有一周,教育部就函聘他為國歌研究會會員,後又委以譜曲的重任。蕭友梅曾著文不贊成用《卿雲歌》為國歌,但他對教育部有作曲之義務,故用西洋作曲手法,為其寫作了一首E大調的大方而流暢的曲調。全曲4/4拍子共16小節,頭四小節為前奏,上下兩個樂句均為四小節,蕭友梅將後兩句歌詞重複一次,下樂句在變化重複後結束全曲。此曲初刊北大音樂研究會出版的《音樂雜誌》一卷三期(1920年5月31日),並有蕭友梅編配的鋼琴伴奏譜。 國歌研究會從應徵的曲譜中,選定蕭友梅作曲的《卿雲歌》為國歌。1920年10月經北洋政府國務會議通過,由國歌研究會印製國歌曲譜,頒布至各省,從1921年7月1日起正式施行。1921年3月31日,大總統徐世昌指令:准如所擬辦理,即由教育部通行遵照。陳毅在法國勤工儉學時因參加爭取生存與求學校的鬥爭,1921年被法國警察關進監獄。陳毅等人曾在獄中高唱國歌《卿雲歌》,表現了中國人威武不屈的浩然正氣。 蕭友梅作曲的《卿雲歌》為單段體,曲調莊嚴而流暢,給人以溫純敦厚、肅正大方的感受。但是由於歌詞過於深奧古樸,簡約而概括,難於被廣大群眾理解和接受,因而流傳不廣。其後更因北洋政府1928年的垮臺而壽終正寢。但是蕭友梅成為國歌的作曲者之後,他任職的北大音樂研究會因而聲譽倍增,吸引了許多學生來學習音樂,蕭友梅也受到當時社會各界的注重。1921年他與趙元任等人組織了「樂友社」以推動我國音樂的研究與改進。 六、創辦北大音樂傳習所 由於蕭友梅的推動,北大音樂研究會的活動日益豐富。1920年由瑞士音樂學院學習回國的楊仲子(原名楊祖錫)被聘為鋼琴導師、劉天華(原名劉壽椿)1922年4月繼王露為國樂導師後,教學力量大為增強。會員也由數十人發展到二百餘人。但是蕭友梅對此並不滿足,他一心一意地想要建立起更正規的音樂教育機構。經他提議,1922年8月北大音樂研究會改組為北京大學附設音樂傳習所,「以養成樂學人材為宗旨,一面傳習西洋音樂(包括理論與技術),一面保存中國古樂,發揚而光大之。」由校長蔡元培兼任所長,蕭友梅任教務主任負責實際工作,擔任導師的有劉天華、楊仲子、俄籍鋼琴教師嘉祉等十餘人。傳習所開設有甲、乙兩種師範科及各項選科,開辦時共有學員44人,多為北大等校選修的大學生。北大音樂傳習所實為我國第一所專門的音樂教育機構。 為了培養合格的音樂教師,1920年9月蕭友梅與楊仲子創辦了北京女子高等師範學校音樂體育專修科。可是實踐中發現音樂與體育的專業性質與要求不同,合併教育與由同一學生來學習均有困難,經蕭友梅建議次年分成兩個專修科,由蕭友梅擔任音樂科主任(該校1924年改名為北京女子師範大學,1926年合併於北京國立女子大學)。北京美術專科學校1925年擴充為國立北京藝術專門學校,蕭友梅應聘兼任該校新增設的音樂系系主任。1926年出身貧苦的冼星海考入藝專音樂科,蕭友梅安排他在學校裡抄譜,還介紹他去音樂傳習所圖書室當管理員,得些收入補助生活。 由於蕭友梅多年來極力地奔走與推進,北京的一些大專院校先後設立了音樂系(科),音樂教育事業初具規模,並引起了世人的注意。1922年全國實行新學制時,以前可上可不上的「樂歌」隨意課改名為「音樂」課,並且規定為小學的必修課。次年全國教育聯合會擬定了「音樂課程標準綱要」,頒布至全國實行。 1920年下半年,北大音樂研究會已成立有「西洋細樂隊」;1921年9月30日該會在《音樂雜誌》二卷七期上刊出啟事,為設立西洋樂隊徵求校外會員。由於當時學習西洋樂器的人才稀少,看來未能達到預期的效果。音樂傳習所成立後,蕭友梅召集清末原海關總稅務司樂隊的部分人員,1922年冬組成了音樂傳習所的「管弦小樂隊」。連指揮蕭友梅,全隊雖然只有17人(第一小提琴3人,大提琴與單簧管各2人,其餘第二小提琴、中提琴、低音提琴、長笛、雙簧管、圓號、短號、長號、定音鼓各1人),欠缺的聲部則由嘉祉彈鋼琴來代替。經過蕭友梅每週認真地排練,到1927年5月的四年半當中,該樂隊共舉行了42次音樂會,演奏了海頓、莫扎特、貝多芬、舒伯特、格裡格等歐洲音樂家的名作,豐富了北京市民的音樂生活,很受聽眾歡迎,達到了蕭友梅「喚起社會人士注意音樂,引導青年向美的方面做工,盼望音樂從此逐漸發達」的目的。北京大學教授、著名詩人徐志摩有次給學生講英國詩人濟慈的《夜駕歌》時,認為「沒有聽過夜鶯(的歌唱)就是一個困難」。他提出的補救辦法是建議學生去聽蕭友梅指揮演出的貝多芬第六(田園)交響曲(曲中有樂器模仿夜鶯的歌唱)。 蕭友梅以民族歷史題材寫作的在音調與和聲配置上有意識突出民族風格的《霓裳羽衣舞》,是中國近代音樂史上中國作曲家寫作的第一首西式管絃樂曲。由作者指揮北大音樂傳習所樂隊1923年12月17日首演於北京大學第三院。 有次哈爾濱俄國歌劇團指揮傑什科維奇(Geschkowitsch)在北京聽了小樂隊的演奏,認為很有發展前途,願意前來協助工作。蕭友梅與他商定從哈爾濱,聘請20位樂師,來京組成一個正規的雙管編製樂隊。為此蕭友梅請求北京市政公所撥款資助,並商借中央公園(現中山公園)社程壇大殿作為音樂會堂,但遭到市政公所的拒絕,公園董事會又不許音樂會另外售票,樂隊的經費沒有來源,此事只好作罷。 20年代中國的音樂教育處於開創時期,為了提供教材,蕭友梅陸續創作了一些配有鋼琴伴奏譜的藝術歌曲(大都收於商務印書館1922年出版的《今樂初集》、次年出版的《新歌初集》。1924-1925年出版的《歌集》1--3冊),是我國早期藝術歌曲的代表作和最早出版的作曲家個人專集,除了《問》等少量歌曲寫得較為生動親切外,其餘的創作手法較為簡單平淡;再加上詞作者易韋齋受舊傳統影響太深,用詞偏於陳舊文雅,過於精雕細琢,也妨礙了歌曲的流傳。此間蕭友梅還著有《樂學研究法》(1920年)、《和聲學綱要》(1920--1921年)、《初級中學樂理教科書》(六冊,1924--1925年)、《鋼琴教科書》(1925年)、《風琴教科書》(1925年)、《小提琴教科書》(1927年)、《普通樂學》(1928年)與講義《近世音樂史綱》。 蕭友梅一直主張「古今中外的音樂都要學習」,舉辦音樂會也歷來是中西音樂並重,有交響樂、獨奏、合唱、獨唱,也有古琴、琵琶、二胡等國樂節目,內容相當豐富多彩。蕭友梅還很重視民族樂器的研究與改進,認為要提高其性能與演奏水平,就要用西方的科學來加以改良、革新,以適應獨奏、轉調與合奏的要求。他寫了論文闡述自己的見解,並與物理學家丁西林共同研製富有中國特色又能轉調的笛子。除了推行「洋為中用」--用西洋樂器演奏中國的樂曲,還主張「中樂西奏」--將西洋樂器的一些演奏技法移植於中國的民族樂器,反對夜郎自大,故步自封。1927年劉天華等人組織「國樂改進社」時,特聘請蕭友梅為名譽社員。 蕭友梅在北京的這7年是他一生中最繁忙、最充實的時期。北京所有高等學府的音樂科系都是由他主持教務。他負責行政事務忠於職守、擔任多門課程的教學、指揮排練樂隊與合唱、組織演出、進行創作、編寫講義、著書寫文章、練習鋼琴、社交聚會、舞劍打太極拳……凡事都以嚴肅認真的態度來對待,絕不敷衍了事。他把在多所學校擔負的課程,每週都依次安排得有條不紊、按時順序前去授課,顯示了勤奮不倦的精神與堅強有恆的毅力。這樣的工作方法和組織能力,與他在日本和德國留學時養成的良好習慣,顯然不無關係。由於當時的軍閥政府經常拖欠、剋扣教育經費,甚至不發薪水,他這位好幾個學校的教授雖然終日勞碌奔波,生活上卻一直頗為清苦。 經過蕭友梅多年的努力,北京逐漸成為了全國的音樂中心,但是他夢寐以求的是要建立一所符合國際標準的音樂學院。為此,他多次向教育部提出計劃,都毫無結果。北大校長蔡元培因軍閥內戰,政局日非,1923年起「不再到校辦事」,南下出國,蕭友梅失去了最重要的支持者。後來他的留日同學范源濂當了教育總長,答應支持他。可是軍閥混戰的年頭,官場簡直就像走馬燈,蕭友梅為建立音樂學院擬定的計劃還沒有抄寫完,范源濂就已經下台了。奉系軍閥張作霖接管北京政權後,其教育總長劉哲1927年6月以「有傷社會風化」、「浪費國家錢財」為由,下令停辦北京國立院校的所有音樂科系,蕭友梅苦心經營了5年的北大音樂傳習所也被迫解散。這時北伐軍已經攻佔了長江流域,蔡元培就職於南京政府,蕭友梅於是離京南下去尋求發展。 七、創辦國立音樂院 1927年10月1日蔡元培就任南京政府大學院(後改為教育部)院長,經他力爭,政府終於通過了蕭友梅創辦國立音樂院的計劃。蕭友梅作為「音樂院籌備員」,提出了一個按招生人數分年遞加經費的5年計劃:每年招生50名,需經常費3000元。然後逐年增加,五年後有250名學生,每月經常費15000元。至於所需的60000元開辦費以及校舍建築費,財政部僅許以「於戰事結束後即籌劃撥給」的空頭支票。頭一個月的經常費還是蕭友梅在孫中山大總統府時的同事楊銓為之力爭來的,蕭友梅10月24日收到此款,遵從楊銓「趕快籌備」的囑咐,就用這3060元(據《音》第十期)權充開辦費,創辦了中國第一所專業高等音樂學府--國立音樂院。 音樂院租用上海陶爾斐斯(今南昌)路56號為校舍,10月26日登報招生,11月1日起報名。由於正常開學日期已過,投考者不多。當時即使是在上海這樣開化的都市,許多人對學音樂仍然不免徘徊。好在招生廣告上寫明是由著名教育家蔡元培擔任院長,學生才逐漸增多。10至12日考試後錄取了19名學生,暫設預科、專修科與選科三種學制。16日先上樂器課,21至22日為晚到的外地學生補考,又錄取了4人。24日所有課程均已開齊,27日補行開院典禮(後即以11月27日為校慶日)。 1927年11月1日蕭友梅被聘任為國立音樂院教授兼教務主任。蔡元培因公務繁忙,12月3日任命蕭友梅為國立音樂院代院長。因工作成績卓著,大學院1928年9月10日聘任蕭友梅為國立音樂院院長。但蕭友梅三次回函謙讓未就(見《音樂院院刊》第三號)。 由於經費嚴重短缺,音樂院常常不能按時繳納房租,再加上時局不穩,院址不得不頻繁遷移。1928年2月遷至霞飛、(今淮海中)路1090與1092號的兩座洋房,8月又遷至畢勳(今汾陽)路19號,另租房屋作為學生宿舍。 1928年秋自學琵琶的丁善德從昆山來報考音樂院,蕭友梅慧眼識英才,以「樂感好」錄取他主科學琵琶,副科從頭開始學鋼琴,為丁善德日後的成名創造了條件。蕭友梅對有才能的窮苦學生總是盡力幫助,寄予殷切的期望。1928年冼星海由北平來上海考入國立音樂院。因經濟困難蕭友梅為他安排了文字抄寫工作,半工半讀。洗星海會吹單簧管,蕭友梅還帶他去報考工部局樂隊,因水平不夠未被錄取。 由於學生增多,學校每月的經常費用1928年9月起加至5000元,但是財政仍然十分緊張。1929年6月校方規定暑假住宿的學生每月需交8元錢的宿雜費(房租、水電、練琴費),一些經濟困難的學生請求免交不准,學校採取強制手段,一些學生罷課,激發了學潮。在想趁機取蕭友梅而代之的音樂院事務主任李恩科、鋼琴教師王瑞嫻的支持下,學生代表二次去南京教育部請願,請求主持公道,合理解決。住在家裡的冼星海作為學生會的負責人,出於同情心站在了學潮活動的前列。蕭友梅因此事向教育部提出辭職,國立音樂院宣告停辦。蕭友梅因積勞咯血去莫干山養病。 適逢南京政府修正大學組織法,規定僅傳授一種專門技術的學校都改為專科學校。蕭友梅為此1929年7月20日致函同盟會的至友、時任立法院長的胡漢民說明國內外的情況,希望仍單獨設立音樂院。7月26日南京政府公佈了「專科學校組織法」,胡漢民復函說此事「亦經修正,公佈在案」。蕭友梅感於「世途渺茫難測」,「不如歸隱於山林」! 8月19日教育部長蔣夢麟(某些文章誤以為是王世傑)聘請蕭友梅擔任國立音樂專科學校校長。原音樂院的學生需憑音專的通知書重新註冊。冼星海、熊樂忱、蔣鳳之、陳振鐸、洪潘等12名學潮中為首的學生僅收到一張「學分成績單」,被取消了入學資格。蕭友梅對此也一直非常痛心。 八、創辦國立音樂專科學校 蕭友梅就任校長以後,按照自己的理想全力推進中國的現代專業音樂教育。經過數年堅持不懈地努力,終於使國立音專成為具有相當規模與國際水準的中國最高音樂學府。 蕭友梅深知辦好學校的關鍵是要有一支堅強的師資隊伍。他先後聘請了查哈羅夫為鋼琴組主任、富華為小提琴組主任、周淑安為聲樂組主任、余甫磋夫(他與富華均為上海工部局樂隊首席)為大提琴組主任。查哈羅夫曾任蘇聯彼得堡音樂院教授7年,1929年陪妻子、小提琴家漢森巡迴演出,二人在日本離婚後,查哈羅夫途經上海時蕭友梅聞訊請他來音專執教。查哈羅夫認為中國鋼琴學生的水平太低,不值得由他來教。由於蕭友梅的再三登門邀請盛情難卻,才應允擔任特約教授,但是只教8名學生(別的教授教12名),月工資280元(比別的教授多80元)。任教不久,中國學生的聰穎、好學,使得他愉快地承認了自己的錯誤看法,又主動再教了7名學生,薪水加至400元,與校長相等。此後查哈羅夫對中國鋼琴教學水乎的提高發揮了重要作用,直至1942年他病逝於上海。 蕭友梅曾準備由留德的青主接任教務主任。1929年秋黃自留美回國任教於滬江大學附屬中學,蕭友梅聞訊聘請他為音專的兼任教授,次年秋聘請黃自為專任教授兼教務主任。此後蕭友梅與黃自共同為音專的建設、發展中國的現代音樂教育事業作出了卓越的貢獻。 蕭友梅幾乎把當時上海各學科具有真才實學的中外音樂家,如朱英、吳伯超、應尚能、李惟寧、蕭淑嫻、陳洪、趙梅伯(後6人均由歐美留學歸來)、蘇石林、阿薩科夫、拉查雷夫、介楚士奇、史丕烈多諾夫、施拉維諾夫、華麗絲、克裡洛娃、達拉密西等都先後聘請來音專任教(這也是蕭友梅選定在上海辦音樂院的重要原因)。就連國文、英文等共同課,也都聘請的是易韋齋、龍榆生(時為暨南大學國文系主任)陳慧、梁就明(均曾留美)等學有專長的人士任教。另請青主專任雜誌《樂藝》及校刊《音》的主編。 對學校的行政人員蕭友梅一貫採取少而精的原則。他除了獨自主持繁忙的校政(從未有副校長),還兼任理論作曲組主任,長期教授數門理論作曲課程。黃自擔任教務主任,還要教授多達十餘門理論作曲課程。朱英教授幾十個主、副科琵琶學生,還要指導學生的國樂合奏、兼任男生指導員、訓育主任。因而音專的專職行政人員,還不到教師人數的三分之一。 經過嚴格挑選,蕭友梅聘任了眾多優秀的教職員,盡可能地壓縮行政人員。工作上充分發揮每個人的積極性,生活上則給予較優厚的待遇,使學校長期保持著一支穩定的教職員隊伍,大家各司其責又通力協作地搞好學校的各項工作。 國立音專的學則幾經修訂,1935年時分為正科(包括高級中學、高中師範、本科、本科師範、研究班)、選科、額外選科與補習班。均設有理論作曲、有鍵樂器、樂隊樂器、聲樂與國樂五個組,課程設置有主科、副科、共同必修科及選修科四種。規定了各種科別的修業年限與必須的學分。如高級中學除了主科、副科,共同必修科有:國文、英文、視唱練耳、合唱、和聲、領略法(音樂欣賞)、聲學、樂學(樂理)、國音、公民10門,還要選修8個學分的科目。理論作曲組初、中、高三級的主科課程從高級和聲開始到指揮實習共20門,另外還有鋼琴副科,合唱、音樂史、國文、英文、德文或法文5門共同必修科,還要修足12學分的選修科。鋼琴、聲樂與中外樂器本科生的必修科目有:「音樂史、和聲解剖、曲體解剖、單對位、合唱、國文、英文、伴奏、合奏(聲樂學生為意文再加德文或法文)。學校還為各科學生開有:理論主科各種課程、中國音樂史、國樂常識、各種中外樂器(小提琴除外)、中西樂合奏、管絃樂隊合奏、伴奏、樂舞、本國史、中外文化史、美學概論、藝術概論、戲劇概論、詩歌概論、作文作歌實習、聲學、德文、法文、意大利文,各種教育課程等共20類選修科目。 蕭友梅的辦學方針是因材施教,學生可以自由選擇教師,再由學校根據教師的情況統籌分配。教學中採用學分與技術升級相結合的考核制度。各專業主科、副科都分成初級、中級、高級三個技術標準。必須修滿相應的學分,再經過考試委員會(由校長、教務主任、專業組主任及主科教師等共同組成)主持的升級考試,評定合格的才給予升級證書與學分。共同必修科與選修科的學分,則由應修學生的學期考試來決定。在教學管理上,蕭友梅借鑒外國的有益經驗,結合中國的實際情況,逐步建立了一套行之有效的音樂教學體制。既突出主科的嚴格訓練,又注意學生多方面基礎知識的培養,對保證國立音專的教學質量、對我國專業音樂教育事業的發展都具有深遠意義。 對音專各科學生的學費標準,蕭友梅也作了符合實際情況的全面考慮。學習聲樂、鋼琴、提琴專業的本科生一學期的學費是25至45元(隨技術等級的提高收費也提高);學習理論作曲、國樂等專業的學費僅為12.5元(並各有二個免費的學額);學習低音提琴的後來不僅免費,學校還提供樂器。選科生限修一門主科,加修另收學費。額外選科不在學校編制內,由教師自定收費標準。選科生使用學校的鋼琴練琴要收琴租,自備鋼琴者收電燈費。住學校宿舍加收宿雜費。入伙者收膳費。學習成績優秀的學生,經過評定給予免收或減收學費的獎學金。當時樂譜稀少而昂貴,為了減輕學生的負擔,蕭友梅委託一家德商直接向德國訂購,然後在學校按成本賣給學生。 在行政管理上,蕭友梅除委任各部門的行政人員外,還設立了校務、教務、訓育等會議。每學年以投票方式選舉數名中國教職員為會議委員,學校各方面的重要事項均提交有關會議討論、議決後執行。校刊《音》(先後由青主、胡祖植、廖輔叔、何達安主編)上刊登學校與政府有關部門的往來函件、音專各種會議的討論情況、校聞與佈告(教師動向、新生名單、學籍變化)、學則及其修訂、各種音樂會的節目單、升級與學期考試曲目、教職員與學生的名單、學校經費收支的月報表、各種賑災、募捐、紀念音樂會及抗日救國會的帳目、圖書館收到書譜名目……都一一公佈,使師生及時瞭解學校各方面的情況,體現了蕭友梅民主管理校務的精神。現在《音》更是研究音專歷史寶貴的第一手材料。 南京政府對國立音專一向很不重視,每個月少得可憐的5000元經常費都經常拖欠,不按時按數撥給。如1931年10至12月音專未領到分文經費,轉年1月領得四成經費,2月3月為三成,4至6月也只領得五成經費,因而音專的財政經常處於十分艱難的狀況。校刊上差不多每期都有蕭友梅不厭其煩地致電或親去南京教育部催款的記載。蕭友梅還直接寫信給行政院長汪精衛請求發給積欠的經費,但都毫無結果。1931年底蕭友梅曾致電教育部「因款絀無法維持,懇准辭職。」 蕭友梅四處奔波張羅,從交通銀行、中美庚款、募捐來的校舍建築費等處借款、挪用,才勉為其難地使得這所中國唯一的高等音樂學府維持了下來。外籍教師因有合同發全薪,中國教員卻常常只能發半薪,或是捐俸、助賑、搭發公債。學校的一切事物均以勤儉的原則辦理,有段時間男女宿舍一律停辦、裁減教職員、取消校醫,連堂堂的校長室也只是在一個陽台加上玻璃窗改建的。 1932年7月以後基本上能按月領到5000元經常費,但音專每月的薪資開支就佔去五分之四,其餘的房屋租捐、樂器圖書購置、印刷、水電、文具、郵電開支就要靠收入的學雜費來補貼(這也是蕭友梅嚴格收取學雜費的苦衷)。有一年學校有一筆節餘款,別的學校都用來購買小汽車,蕭友梅實在捨不得花這筆錢,寧肯天天跑路,卻用這筆錢給學校從德國買了一台伊巴赫牌三角鋼琴供音樂會演奏用。蕭友梅的妹夫王世傑1933年繼任教育部長,這年7月起音專的經常費每月才獲准增加了500元。 為修建一所合乎音樂教學的自用校舍,蕭友梅每年都向政府各部門催請撥款。並請求中比庚款、中英庚款、中華教育文化基金給予贊助,但都毫無結果。於是兩條腿走路,自己也竭力而為,每年稍有餘款就留作校舍準備金;還發動師生向社會各界募捐(共募到12744元,其中楊森捐款10000元,見《音》56期);引起了社會各界的關注,擴大了此事的影響。但也是經過王世傑的幫助,南京政府中政會1934年8月才撥給校舍建築費80000元。經過設計與建築的兩次招標,1935年9月底建成校舍主樓與西琴房。10月21日在江灣新校舍舉行開學典禮,從此音專才有了安定的學習環境。後教育部又撥給40000元,繼建了女生宿舍與東琴室。 蕭友梅很重視師生的藝術實踐與學術研究。合唱是全校各科學生的共同必修課,「選修中西樂合奏練習概不收學費,以示提倡」。除了校內的學期、升級考試與畢業、校慶音樂會,還根據賑災、抗日救國等需要及應市內外各界的邀請,經常舉辦各種師生的音樂會。延請國內外的專家、學者來校開音樂會。作專題學術報告,進行學術交流。如應上海市教育局之邀,1934年10月起音專師生每週在中西電台播音一次,並在《新夜報》上創辦《音樂週刊》,介紹播音內容、音樂知識與音樂活動。先後組織了歌社、樂藝社、音樂藝文社等學術團體,編輯、出版丁期刊《樂藝》、《音樂雜誌》及數十種音樂創作或理論研究的叢書。 蕭友梅對音樂師範教育一向十分重視,音專也設有高中師範與本科師範。根據實際需要,規定師範科學生必須以鋼琴或聲樂為主科或副科,並加學教育大綱、教育心理、教授法、教育行政四門課程,最後還要試教一年。針對音專的女學生中有些人學音樂只不過是為了增加嫁妝的份量,1935年春,蕭友梅請求教育部通函各省教育廳保送學生來音專學習(邊遠省份的學生當時很難考取),學成後回去發展本省的音樂教育事業,可見其用心之良苦。 日本首相的弟弟近衛秀呂1936年來上海指揮工部局樂隊,事後專程至音專訪問。因當時中日關係惡化,蕭友梅覺得讓他在台上用日語演說,學生們的民族感情難以接受,近衛曾留學德國,於是他要求近衛改用德語演講,由他擔任翻譯。為了表示「親善」,近衛說回國後要贈送一台鋼琴給音專,不久後日本駐滬領事館通知說鋼琴已經運抵,請音專派人去商洽交接儀式。但蕭友梅並不領情,出乎日本人意料的復函拒絕接受。 十餘年中蕭友梅擔當了眾多的社會職務:1927年11月23日被蔡元培聘任為大學院藝術教育委員會委員;1928年3月23日被聘為大學院審查教科圖書委員會音樂圖書手工體操組審查委員;1929年5月10日被蔣夢麟聘為教育部編審處譯名委員會委員。1933年被朱家驊聘為教育部幼稚園中小學音樂教材編訂委員會委員;1934年5月3日被王世傑聘為教育部音樂教育委員會委員;1935年12月被戴傳賢聘為考試院考選委員會兼任專門委員;1937年1月6日被陳果夫聘為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文化事業計劃委員會音樂研究會專門委員;1937年3月18日被王世傑、蔣紀賓合聘為教育部、內政部樂典編訂委員會委員,1940年1月31日被陳立夫聘為教育部音樂教育委員會委員…… 黃自為集中精力編寫著作,蕭友梅1937年7月21日聘請留法的陳洪接任音專的教務主任(8月1日到職),聘請留學奧地利的李惟寧繼任理論作曲組主任。 九、困守孤島 鞠躬盡瘁 正當音專的各項事業蒸蒸日上之際,抗日戰爭全面爆發,音專新校舍遭日機轟炸。蕭友梅臨危不亂,組織人員8月8日、9日把樂器、書譜與教學設備安全運到市內法租界徐家匯路852號,10月1日再遷至馬斯南(今思南)路58號堅持教學。10月16日成立音專管絃樂隊,蕭友梅兼任隊長。10月18日補行開學典禮。11月27日舉行校慶十週年紀念音樂會。 蕭友梅看到戰爭短期無望結束,租界內也非安全之地,1938年4月他抱病經香港至政府所在地漢口,要求教育部批准將音專遷往桂林。「因為教授大部分為外國籍,而器材搬運亦甚不易」,未能實現。5月9日黃自不幸病逝,當時學理論的學生不多,課程由李惟寧與陳洪分組。 為了隱蔽生存,音專遷至租界後再未掛過校牌。蕭友梅以蕭思鶴的名字退居幕後、陳洪改名陳白鴻出面向法租界公董局華人教育處登記註冊,對外用「私立上海音樂院」的假圖章。蕭友梅顧慮學校過於集中易為日寇一網打盡,1938年8月將學校分為三處:教學遷至幽靜的高恩(今高安)路432號,總務部門在福履裡(今建國西)路365弄1號;另租台拉斯脫。(今太原)路217弄19號存放圖書、唱片,蕭友梅每天在此辦公,主持校務,兼任圖書管理員,並繼續為學生講課。因外傳日軍可能要佔領法租界,1939年9月音專再遷移至公共租界愛文義(今北京西)路626號的鬧市區,在這棟破樓中一直到抗戰勝利。 1937年11月蕭友梅在音專創辦的《音樂月刊》發刊詞中寫道:「在此非常時期,必須注意利用音樂喚起民眾意識與加強民眾愛國心。」第二期又發表《十年來音樂界之成績》,第四期發表《關於我國新音樂運動》。在1939年6月出版的不定期刊物《林鍾》上發表《復興國樂我見》。 1940年春汪精衛在南京成立漢奸政府,日偽利用留日與同盟會的者關係威逼利誘,妄圖拉蕭友梅下水。蕭友梅雖然貧病交加,環境險惡,但仍然毫無所動,顯示了高貴的民族氣節。因局勢日益惡化,辦事向來非常嚴謹的蕭友梅破例提前舉行畢業考試,發給文憑,以使高年級學生早日離校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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